世界各国对日本侵华史、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资料，最早源于大量的媒体报道。早期报道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人，有很多是西方公务人员、记者和活动家，通过他们的观察和报道，留下了许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文献。

　　在日本侵华初期，西方各国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需要，其媒体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报道大多轻描淡写，客观揭露日军野蛮行径的报道不多。随着战争逐渐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西方媒体的态度开始由“中立”转向同情和声援。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读者文摘》等对日军暴行作了连续报道，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掀起声讨日军暴行、支持中国抗战的浪潮。其中一些西方媒体记者深入到抗战前线，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詹姆斯·贝特兰，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的行迹遍布中国各大抗日战场，报道中华民族抗战的真实面貌，揭发日本的侵华暴行，积极肯定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的重要贡献。

　　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很多从不同角度研究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史的刊物。如《日本侵华研究》《亚洲研究杂志》《亚洲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民国史研究》《中共研究通讯》等，多发表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的研究论文和史料。其间，有关中国抗战史的专著亦屡有问世。

　　纵观国际学界关于日本侵华史与中国抗战史研究，有些聚焦日本侵华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如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柯伟林的《有限的伙伴关系：1928—1944年中国与德国、苏联和美国的关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玛玛耶娃的《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美国韦伯州立大学历史系格瑞·刘易斯的《陈光甫、孔祥熙与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败（1941—1944）》，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戴安娜的《战时中加关系》等。

　　有些研究聚焦于抗战的历史记忆。如《二战时中国的公民等级（1937—1941）》《改造国民政府：财政崩溃后的行政改革（1937—1945）》《战时中国的宣传和动员：战争情报部门的士气操纵与心理战》《建设国家、支援前线：抗战期间的动员和荒地开垦（1937—1945）》《记录暴行：战时账目及其当今用途》《惊人的沉寂：老兵和中国战争记忆的非政治化》《牢记历史、遗忘仇恨：中国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等。这些研究涉及战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也有对战争遗留问题的探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出版了研究日本侵华史与中国抗战史的大量论著。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76年出版的范力沛《敌与友：中共党史中的统一战线》，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入昭江《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易劳逸《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等。

　　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注重研究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德在其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指出，“在西方，现在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几十年来，我们没有给中国一个正确的定位”。丹麦学者何铭生也指出，“当西方学者和畅销书作家以最大的创作热情从不同角度建构二战中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时，淞沪会战和中国的其他抗战却成为一个巨大的空白”。英国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方德万指出，“很多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都是由美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主导的，有这种看法不难理解，因为他们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国家、人民和家庭来分析二战的意义”。他认为，想写出一本比较全面的“二战史”，当然不能忽略中国战场。

　　在亚洲，有关日本侵略战争暴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东亚等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日本发动战争的性质、动机和危害。其中，韩国学者对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行为的论述较多，内容大多集中于“慰安妇”、强制劳工、赔偿问题等领域。比如宋建镐在其著作《韩国现代史论》中阐述了日本强掳朝鲜劳工至中国东北、南洋群岛以及日本本土以弥补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劳动力不足的罪恶行径，提出朝鲜劳工死亡人数在20万至30万以上，而并不是日本所声称的低于4万人；金东祚在其著作《回想三十年·韩日会谈》中，对日本强行征用朝鲜籍船舶以支撑其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侵略战争的丑陋行径予以了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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