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外国人成千上万，他们常常会给自己取一个或多个中国名字，通常我们称之为汉名（由于日本人的姓名基本上是汉字，因此，我们所说的外国人汉名不包括日本人的姓名）。外国人汉名的形成有多种渠道，第一，由中国人帮助他们取名；第二，由先前来华的外国人帮助新来的外国人取名；第三，有的来华外国人自己不曾取过中国姓名，其汉名来自中外交往过程中各种文书使用的译名。了解这些来华外国人的汉名、译名，并与西文原名对照，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极其重要，可以避免人们在研究过程中将人物姓名混淆。

　　学界研究存在诸多困惑 

　　近代来华外国人汉名内容庞杂，给学术界研究带来诸多困惑。譬如，来华外国人汉名有同名异译和异名同译的现象。这就使得学者在研究中容易将同名异译的同一个人看作好几个人。与之相反，学者也容易将异名同译的不同人当作同一个人。外国人汉名与原名的使用错误，使得相关研究常常出现较为严重的史实错误。

　　譬如，1866年任驻厦门领事的美国人李仙得（C. W. Le Gendre）还有另外五个不同的汉名：李让礼、李真得查厘、李善得、李圣得、李赞达。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 de Semedo），原来汉名为谢务禄，1616年因沈教难入狱，后被押出澳门，1620年改名曾德昭，始得重入内地传教。这种现象也造成了来华外国人的同名异译。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注意汉名与原名的对照，避免将同一人当作不同人。

　　同样，外国人的汉名异名同译现象也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注意。如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来华外国传教士的汉名为“南怀仁”。第一个南怀仁是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他原名Ferdinand Verbiest，字勋卿，1685年来华，曾任康熙皇帝的数学教师，并主持当时清廷钦天监工作，对中国天文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第二位南怀仁是奥地利传教士。他原名Godefroid Xavier de Laimbeckhoven，字莪德，1738年来华传教，1775年任南京教区主教。第三位南怀仁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创始人。他原名Theophile Verbist，1865年被罗马教皇委任为中国蒙古教区副主教，同年来华，在西湾子（今河北崇礼县）主持教务。以上三位传教士，汉名相同，均长期在华传教，都葬于中国。因此，我们稍有不慎，就可能将三人混淆。

　　　现有研究尚不完善 

　　将来华外国人汉名与原名的对照弄清楚，就能避免一些常识性的错误，避免张冠李戴地将中国人误作外国人或将外国人误作中国人。在实际研究中，出现这些错误在所难免，甚至1981年出版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该辞典第241页“梅宝善（A.　D.　Johansson）”与第507页“乐传道（Otte F. Wikholm）”的译名就被混淆了。

　　梅宝善与乐传道都是来自瑞典的传教士，1893年7月，他们执意到湖北麻城传教，在麻城宋埠郝家铺被老百姓殴毙。由于中文文献与英文资料的记载将两人的顺序颠倒了，因此在《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梅宝善的原名就被标注为乐传道的名字，乐传道的原名事实上是梅宝善的，这只有从教会传教士的名录上才能得到证明。正确的汉名与原名对照，应该是梅宝善（Otte F. Wikholm）和乐传道（A. D.Johansson）。

　　再如，《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314页的“黄明祭”，其实是一个中国教徒。虽然他取了个西文姓名“Francois Martinez”，并且在《耶稣会士花名册》和《入华耶稣会士列传》中都以“Francois Martinez”的姓名出现，但他是中国人。可能因为材料所限，《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误将“黄明祭”作为外国人收录。类似的错误，在一些学术著作和近代史辞典中也层出不穷。

　　近代来华外国人的汉名有诸多特点，除了上述同名异译和异名同译的现象外，有的汉名由原名音译而来，有的汉名由原名意译而来，也有放弃原名音译而另取汉名的。许多来华外国人不仅取有汉名，还取有字。其汉名和字，或出自经典，或名、字相对，纷繁复杂，学界需要一部完备的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关于近代来华外国人名的工具书，目前比较权威的是《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只可惜这部辞典收录的人名仅2000多个，其中还包含了不少日本人。可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的研究尚有诸多拓展空间。

　　　赓续词典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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