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物为评述对象，2019年中国苏区史研究在苏维埃革命的叙事与阐释、苏区制度与治理体系、局部执政视野下的经验与启示、反“围剿”战争与红军长征、苏区时期人物等五个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呈现出制度史研究受到极大关注，“深耕”与“细描”拓展苏区史的深度和厚度，会通民国史的成绩不菲等特点。

　　关键词：苏维埃革命;苏区史;综述;

　　基金资助：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江西红色文化与红色基因传承研究”(19ZD01)；

　　作者简介： 庞振宇，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华，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度出版的苏区史研究专著，有唐莲英、叶福林、丁仁祥著《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建南著《古田会议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马振东著《中央苏区红色体育》（新华出版社），庞振宇著《闽浙赣苏区政权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毛智勇著《闽浙赣苏区党的建设史》（江西人民出版社）等。蒋伯英著《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第二版）》（福建人民出版社），是在1988年版本基础上的修订本。2019年度发表的苏区史研究论文，从选题旨趣的角度大略分为五个专题。专题之间是融通、互补的，因此对每篇论文的归类是相对而言。

　　一、苏维埃革命的叙事与阐释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兴起。张永认为，南昌起义的失败，暴露出中共在剧烈转型中存在组织混乱。十一月会议采取工农干部替代知识分子，强化支部建设，用严肃政治纪律等措施强化组织，混乱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遏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发生了深刻的组织转型，从知识分子主导的群众政党转型为武装革命党。一些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脱党，同时大批农民在武装暴动中入党。毛泽东、周恩来等知识分子成功转型为坚强的革命家。【张永：《一九二七年中共在武装暴动中的组织转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5期。】

　　白区党组织推行机关家庭化，将党员调配组合成家庭形式掩护机关运作，其中“革命夫妻”是广泛运用的一种工作组合方式。李里认为，在“革命夫妻”的调配中，依据党员是否为夫妻形成了两种主要组合方式。在推行“革命夫妻”过程中存在着实践与理念之间的紧张感。工作机关与家庭这两个公私领域交汇在一起，导致这种紧张感更为集中地投射在党员个体身上。住机关党员的私人行为，受到党组织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共同形塑。这为日后中共党员的党性整训提供了经验，也增加了党员家庭的组织色彩。【李里：《“革命夫妻”：中共白区机关家庭化中的党员角色探析（1927—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极端民主化是指党组织内部对上级的一种不服从行为。闾小波通过对八七会议后中共顺直省委三次改组的考察，认为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现象反映出中共组织系统内部的紧张与冲突，其组织形态已由脆弱集权型病变为紧张的纷争型组织。党组织曲变的主要原因：一是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冲击着党的集权制与组织体系；二是脆弱的集权制缺少可靠的制度保障；三是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既不合党章也不合常理；四是进攻战略的挫败削弱了中央及各级组织的权威。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共组织形态再造的路径并非源于顶层的规划设计，而是先地方后中央、先局部后整体。【闾小波：《“极端民主化”现象与中共组织形态的曲变——基于对八七会议后中共顺直省委三次改组的考察》，《苏区研究》2019年第5期。】

　　中共在各地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复杂面相。黎志辉以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对革命的观察和记叙为基本线索，考察了苏维埃革命在寻乌缘起的过程。首先，寻乌县读书人群体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这种代际分化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读书人群体中的投射性反映，成为中共革命缘起的社会动因之一。其次，从传统士绅家庭和普通地主家庭中，寻乌县诞生了最早一批倾向革命或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革命思想、旅外参加社会运动的经历以及基于新兴社团的文化认同为其走向革命的引力，又潜在地含有与本县权势阶层或政见不同的读书人群体展开抗争的心理动机，由此在寻乌引发了革命分化的社会过程。最后，随着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返乡的寻乌籍中共党员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制度、旅外求学过程中形成或移植的社团组织，以及以兄弟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国共分裂事件和寻乌当地的革命分化过程，放大为一场向底层社会广泛渗透的社会革命运动。【黎志辉：《“寻乌调查”与中共革命的微观阐释——以对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史料补充为基础》，《党史研究与教学》2019年第6期。】苏维埃革命向乡村下移，不仅仅表现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王才友考察了在浙南革命中，国、共、绅三方力量的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旧乡绅培养起来的青年学生成为国共两党在基层社会发轫和竞争及其与旧乡绅产生代际冲突的重要基础。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共展开对乡村教育资源的争夺和暴动实践。国民党基层党部仍进行着激烈的社会革命，包括镇压中共革命。旧乡绅既反对中共革命，同时也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权力渗透。武装暴动失败后，中共革命进一步工农化和激进化，代际冲突随之加剧，“隘门岭事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而在浙江平阳等地，旧乡绅凭借代际关系同时参与到“党治”与革命之中。【王才友：《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反革命视域下的浙南革命（1921—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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