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般认为，元代蒙古妇女守节乃是受到汉文化之深刻影响。通过考察《元史》所载蒙古节妇具体事例，并结合同时代蒙古、波斯文献以及外国人游记收录的有关蒙古妇女守节的内容，《元史》所载蒙古妇女守节与其汉文化水平并无直接关系。她们的这些行为是明朝政府出于巩固政权、推行风教等目的，以及受到理学发展之影响，而被加工、重塑后列入《元史》当中以加强文化认同。《元史》有关蒙古列女形象的书写，恰好反映出元明之际多民族交融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蒙古节妇 《元史·列女传》 历史书写 元代 民族融合

　　作者简介： 肖超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合作导师为刘正寅研究员

《元史·列女传》里记载了一则值得注意的材料：“脱脱尼，雍吉剌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剌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壮，无妇，欲以本俗制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复百计求遂，脱脱尼恚且骂曰：‘汝禽兽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惭惧谢罪，乃析业而居。三十年以贞操闻。”①一般认为，元代蒙古社会盛行收继婚，②那么如此情况下，脱脱尼以死拒绝再嫁，并将这种收继习俗斥为“禽兽行”，岂不是有悖蒙古社会传统的“逆举”吗？为何后世史家却视之为“列女”，将她塑成道德的榜样？果真如部分学者所言，以脱脱尼为代表的蒙古妇女自发的守节行为皆是受到汉化、理学的影响，③或者另有其他原因？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试图对元代蒙古妇女贞烈事迹书写背后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元代蒙古妇女守节的行实，主要集中在《元史》里。除前引脱脱尼事外，《列女传》尚有只鲁花真(蒙古氏)、贵哥(蒙古氏)、也先忽都(蒙古钦察氏)、卜颜的斤(蒙古氏)诸人或誓不贰婚，或以身死节的记载。其中，也先忽都、卜颜的斤二人遭遇相近，皆因将面临战乱被俘，而选择殉节。史载也先忽都为大宁路达鲁花赤铁木儿不花妻，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攻破大宁，时铁木儿不花已坐事免官，而也先忽都被擒后仍称“我达鲁花赤妻也”，拒绝为敌效命遭到杀害。④然而，实际上大宁路为红巾军所破当在至正二十年(1360)，《元史·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十年春正月“癸卯，大宁路陷”，⑤此前大宁路仍属元廷掌管，⑥所以该则材料时间记载有误，致使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卜颜的斤乃宗王黑闾之女，黑闾其人暂不可考，明军攻破大都时，卜颜的斤谓其夫观音奴曰：“我乃国族，且年少，必不容于人，岂惜一死以辱家国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先忽都死后，其子与夫出城就执于敌，子乃请以身代父死，“贼爱完者姿秀，遂挈以从。久之，乃获归脱，访母尸并玉莲葬焉”，⑦玉莲是铁木儿不花妾，其与也先忽都皆见杀，也先忽都子完者后来合葬其母与父妾，可推知当时铁木儿不花并没有死。至于卜颜的斤，《列女传》记其向观音奴交待完后“遂自缢而死”，说明她也是亡于夫前。据此观之，也先忽都、卜颜的斤选择殉节，或许更多地出自她们的(族群)自尊心，而不一定与其汉化程度高低有关。

　　贵哥拒嫁的事例比较特殊，《元史·列女传》载：“贵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罗五十三妻也。天历初，五十三得罪，贬海南，籍其家，诏以贵哥赐近侍卯罕。卯罕亲率车骑至其家迎之。贵哥度不能免，令婢仆以饮食延卯罕于厅事，如厩自经死。”⑧可见贵哥因其夫罗五十三遭流贬，而受到牵连。一般认为，元朝的流刑遵循“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的原则，而由于元代流刑犯是终身不赦，所以法律通融规定：“妻子从流，听。”⑨但是此处贵哥却被元文宗下诏赐给近侍卯罕，说明其人身自由已遭限制。类似的有至元二十八年(1291)行台监察御史周祚因得罪桑哥，被流于憨答孙，妻子家资入官。⑩结合周祚遭流、妻子入官的经历，或可认为贵哥时已没入官籍，属于“官家财物”，因此才会被赐予他人。所不同的是，周祚平反后朝廷“复其妻子”，而贵哥眼见拒婚无望，于是选择了自杀。虽然在天历二年(1329)，曾有陕西行台御史孔思迪对罪臣之妇的处理方式不满，向朝廷建议：“人伦之中，夫妇为重。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断付他人，似与国朝旌表贞节之旨不侔、夫亡终制之令相反。况以失节之妇配有功之人，又与前贤所谓‘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之意不同。今后凡负国之臣，籍没奴婢财产，不必罪其妻子。当典刑者，则孥戮之，不必断付他人，庶使妇人均得守节。请著为令”，(11)但统治者似乎并未采纳这一建议。而且元文宗曾表示“流窜海岛，朕所不忍”，竟对曾以贪赃得罪、矫诏独行、私测皇帝在位时曰长短的前丞相别不花网开一面，御史原本建议“宜窜诸海岛，以杜奸萌”，但最终只是“并妻子置之集庆”。(12)相比之下，罗五十三却没能得到皇帝的宽恕，不仅身遭流贬，妻子也受到连累。贵哥身为罪臣之妇，抗旨不遵而死，从元廷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为其旌表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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