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士大夫的别名甚多，举凡“绅士”“缙绅”“乡绅”“绅衿”之类即是。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也是知识的拥有者。当然，这些知识仅仅限于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儒家经典知识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其外延可以延伸至符合儒家规范的诗文一类的辞章之学，而并未包括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专门知识；士大夫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其社会声望的获取，既仰仗显赫的官爵之位，又依靠独树一帜的个人品格。

　　人随年龄的增长而分成不同的人生阶段，导致其人生追求以及生存状态各有差异。正如明末理学大家冯从吾所言，明代士大夫的人生旅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从七八岁开始启蒙，入社学读书，称为“做童生”；通过提学院道考试而进入地方学校，称为“做秀才”；参加科举考试而得科第，称为“做举人”“做进士”；得科第而进入仕途，称为“做官”；归隐林下，则称为“做乡先生”。士大夫的人生旅程既如做一篇文章，当他们尚在山中读书时，就好像写文章时打“草稿”，中进士、戴上纱帽之后，则如文章的“誊真”，其中有着无数起承转合；又如上戏台演戏，忠臣奸臣、孝子逆子、圣贤妄庸，各种角色齐全。进而言之，欲对明代士大夫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则必须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之中。

　　四民之首：秀才的生活世界

　　秀才是士大夫人生的起点。明末著名山人陈继儒云：“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揆诸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其实并非尽是如此。

　　秀才是一个民间俗称，其本义是指秀出之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有“今俗谓生员为秀才”的说法，就是最好的例证。秀才的通称或者说正规的称谓应该是“生员”。根据齐如山《中国之科名》记载，生员一称通常是用于公文、呈文、状纸时的头衔。除了“生员”这一通称与正规称呼外，秀才还有很多别称，分别有“茂才”“庠生”“博士弟子员”“相公”“措大”“官人”“青衿”“斋长”“师傅”“学匠”等。

　　士为“四民之首”。秀才具有不同于一般庶民百姓的社会声望，他们拥有的知识和头衔以及由此带来的体面也能令庶民百姓肃然起敬。时至明末，秀才的人数已经达到60万之多，且与乡宦并称，说明秀才已不再依附于乡宦，而是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地方社会，秀才凭借公共舆论与群体力量，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进而成为介于地方官、乡宦与庶民之间的一股中间势力。

　　然而科举时代的科名等级差异，导致秀才贫困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于是民间就有了“穷秀才”的说法。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事实。根据明代忠臣杨继盛在《自著年谱》中的回忆，他在做秀才时，因为生计困难，只得借住在僧舍学习，甚至必须自操井灶之劳。譬如冬天到外面汲水，手与水桶冻在一起，到了房内，呵化，才开始做饭。夜里因为缺油点灯，只得在月下读书。月下夜读，又没有夜宵可吃，腿肚常常被冻木，只好起身绕着室内快跑。秀才穷况，真可谓难言万一。穷困的秀才，为生计所迫，只好通过处馆、游幕、从医、经商甚至弃巾成为山人清客，以此维持自己的家庭生计。

　　自宋代以后，秀才的声望已有下降之势。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载，宋代已视秀才为“相轻之称”。到了明代，秀才成为科举仕路上生员的俗称，连生员也不以“秀才”之称为荣，一听别人称自己为秀才，往往会觉得受到别人的轻蔑。于是，在小说与戏曲作品中，开始涌现出一些“酸秀才”的形象，成为此类读书人的范型化人格。如民间俗语中称秀才为“醋大”，这是说秀才虽无多少学问，却喜欢掉书袋；在明代流行的《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这本书中，更是直称秀才为“酸子”。清朝人蒋砺堂中举人之后，他的族侄蒋德舆专门写了一副贺联，云：“秀才既去酸还在，进士将成大已来。”明代赵南星《笑赞》中有一则笑话记道：有一位秀才上街买柴，道：“荷薪者过来。”卖柴的人因“过来”二字听得明白，就把柴担挑到他的面前。秀才问道：“其价几何？”卖柴人因听懂了“价”字，就报了价钱。秀才又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的人不知秀才在说什么，就挑着担子径自去了。可见，一些秀才学问浅陋，却喜欢咬文嚼字，养成一股酸腐之气，干不了实事，是酸秀才形象为人取笑的重要原因。

　　达则仕：仕宦的生活世界

　　如陈继儒云：“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这是传统社会对官员的理想要求，然揆诸明代官员的仕宦生涯，亦并非尽是如此。

上一篇：论汉代酒器的随葬礼仪传统

下一篇：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的固化与易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