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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2021-02-07 21:00分类:中国古代史 阅读: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中国敦煌学界和出版界的不懈努力,基本完成了敦煌遗书图版的刊布工作。但以往公布的敦煌遗书图版的主体部分都是黑白图版。由于敦煌写本中有很多朱笔校改或句读,这些朱色墨迹在黑白图版上很难看清;又由于敦煌写本写于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前,有的墨迹已经脱落;有的写本有很多污渍,污染或遮蔽了原来的文字。这类文字在黑白图版上也很难辨识。如果是高清彩色图版或红外摄影图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黑白图版存在的问题。杜建录、高国祥主编的《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册)已经实现了全彩写真印刷。而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悬泉汉简》壹(上下册)则更进一步,包括所收全部简牍的彩色图版和红外图版。比较而言,敦煌遗书的黑白图版已经明显落伍了,需要重新编纂出版全彩写真图版,必要时需另加红外摄影图版。也就是说,敦煌遗书的图版和释文等都需要用新的编纂和印制范式升级换代。这项工作既需要国际协作,也需要敦煌学家和出版家的通力合作,希望能在十至二十年时间内完成敦煌遗书图版的升级换代。

  同时,敦煌文献的分类释录本也需要升级换代。长期以来,对敦煌遗书的文献学整理,绝大多数是对敦煌文献文本的集录和校勘。而再整理则是对原来文字版的修订或补充。进入21世纪以后,出现了分类整理文本附有所收全部文书的高清彩色图版,而且文书文字部分和图版均采用彩印模式。这是新的升级版的分类整理模式,其代表是王淑民的《英藏敦煌医学文献图影与注疏》和沈澍农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分类整理文本附有高清彩色图版,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核对释文。

  未来的敦煌分类整理本都应该是图文对照本,即包括文书释文和高清彩色图版并采用全彩印,再加上精校和核查原卷。图文对照本的排版格式应该是彩色图版和释文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页面,采用这种图文对照的排版格式,再加上适当加大书籍开本。用这样的标准衡量,过去完成的分类释录本都有个升级换代的问题。仅释录某类文字再加几张黑白或彩色图版的分类整理模式已经过时了。用新的整理模式重新整理原有分类录校本,是最近20年内敦煌学界应该完成的任务。

  需要升级换代的,还有敦煌遗书总目录。由于敦煌遗书内容庞杂,又散在世界各地,编纂一部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总目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最全的敦煌遗书总目录是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反映的是50多年前的情况,当然未能包括其后出版的俄藏目录和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陆续公布的很多公私藏家目录。2000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不仅没有收录1962年以来国内外新公布的公私藏家目录,还删掉了原《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散藏目录,只收录了英藏(著录到6980号)、法藏和国图藏品目录。这样看来,编纂一部新的真正包括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的总目录,可以说是当务之急。

  未来敦煌学的发展,还要积极探索用新的范式和新视角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有益探索。

  就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通常使用的是文献学的范式和历史学的范式,当然这两种范式在具体的研究中有时会有交叉或重合。所谓文献学的范式主要包括文字释读和写本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内容。历史学的范式则是将经过处理的文本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比较而言,文献学范式属于基础性工作,而历史学范式则是利用文献学范式的成果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就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来说,以往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文献学工作,利用史学范式对其开展深入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我国学界从文献学范式转换为历史学范式比较成功的课题是有关敦煌写本书仪的整理和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赵和平完成了《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等著作,这些成果基本完成了对敦煌写本书仪的文字释录和定性、定名、定年等文献学范式所应处理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吴丽娱通过《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及相关系列论文,深入探索了书仪与社会的关系,包括书仪自身发展的背景(渊源、发展和流变及其原因),以及书仪与礼、政治、制度、习俗的交互影响,这就使敦煌书仪从被整理的文本资料转换成了历史学的研究资料。这个个案值得其他领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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