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总结是一个时代学术反思的重要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术指归，其总结的学术脉络也绝不与他人相同。对于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发展脉络，众多学者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进行过总结。其后，又有学者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术进展进行总结。这些总结，有的是全面总览各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不乏全局眼光；有的是就一些热点问题和核心话题进行综述和展望，体现出一定的洞察力(本文参考的总结性和展望性综述文章主要有：相卉《擢秀揽才 造就群英——首届唐史高级研究班纪事》，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张广达《<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一》、谷川道雄《<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二》，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第4、5期。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郝春文《敦煌文献与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一些年轻学人发表的就某一专题进行反思的综述和评论文章，结合学术最新进展，呈现出深刻的知识关怀和方法论探讨。这些总结和反思，是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对已有成果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都是站在个人立场和有限知识范围内做出的。即使文中涉及的内容，许多方面也是表面归纳或借助他人的评述。超出本人知识范围的大量研究领域及其代表性成果，只能付诸缺如。好在如今资讯渠道极为发达，本文并不承担开列论著目录的功能。

　　一、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重新回到学术轨道。1979年由唐长孺主编(署名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一辑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36辑，成为包括隋唐五代史在内整个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1980年由蒋天枢整理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收录了众多魏晋隋唐史研究论文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和《二编》。陈寅恪提出的相关概念和范式，构成了随后一段时间研究的叙事平台和逻辑起点。1980年在西安成立唐史研究会(1983年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推选唐长孺为会长。会议论文结集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于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汪篯遗作《汪篯隋唐史论稿》、黄烈等主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和1982年岑仲勉《隋唐史》(修订重排版)、金宝祥《唐史论文集》陆续出版。1982年出版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共出5辑)，1983年出版了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6年出版了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988年出版了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唐长孺主编《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分册)和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一、四辑(其第二、三辑出版于1987年)。这些学术成果的推出，无疑标志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全面正常开展，而且基本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有研究基础上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1992年)、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1991年)和《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1994年)等论著的出版，标志着陈寅恪之后第二代唐史学者进入到学术盘点的阶段。

　　前举在世纪之交进行的学术总结工作，与其时的研究状况是相适应的。20世纪最后20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主体还处于继承与盘整阶段，基本还是站在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学以来第一代唐史学者的研究基点上展开的史事钩沉和论题铺排，以及站在以唐长孺、汪篯为代表的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又特别注重史料考证的第二代唐史学者研究基点上的理论推演与史料辨析。这些研究成果的总量巨大，但相比于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总体来看，论题的开拓却未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由量的积累带来的质的突破，只在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含吐鲁番文书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等少数几个方面有所呈现。这是中国学术界自我反思以及在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隋唐史研究成绩冲击下做出的回应，一时间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率先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热点，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参见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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