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佛教昌盛的时代，也是各种文明、思想、传统交流融合的时期。不论是信仰世界、日常生活，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操弄，即便是文字资料遭到后代不断的涂抹，仍然能够看出，都打上了深刻的佛教烙印。本文做的是一个个案的研究，希望探讨隋唐长安城建城之初有没有受到佛教思想或者传统的影响。要讨论这个问题，就绕不开佛教对世俗王权的看法，以及佛教在进入中国之前形成的一些传统。对这个个案的研究，本文主要想说的是：通过梳理佛教在“域外”留下的信息，或许对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本身，都具有一些意义。

　　一、隋唐长安建都的思想和理论依据

　　一般认为，尽管隋唐长安城是崇尚佛教的隋文帝建造的，但是最初大兴城的设计理念，主要是中国传统的都城建筑模式。正如妹尾达彦所论，大兴城主要是依照《周礼》记载的理念进行规划的。除了“前朝后市”做了南北颠倒，“左祖右庙、中央宫阙、左右民廛”，乃至宫城内部的布局、城市的形状、城内的街道、城墙的城门等细节，都是根据《周礼》的描述设计的。大兴城的中轴线从北边的宫殿，一直往南到南郊，形成一条南北礼仪轴线，城外郊祀配合四季时间的变化，构成了长安的礼仪空间。①荣新江认为，大兴、长安城最初的建筑设计是以儒家的礼仪空间为主要理念，但是由于传统礼仪制度的影响和社会观念的变迁——比如儒家礼仪空间主要在郊外或者局限在宫城、皇城之中而让出了广阔的坊里空间——最后导致佛道等宗教场所逐渐占据了长安城内最为广阔的场域。②

　　中古时代儒家学说仍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不论是精英的知识、民众的生活，还是政治运作，都受到以纬学思想为核心的这一套信仰和知识体系的影响。那么，很难想象，隋唐长安城的设计理念里，没有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成分。妹尾达彦指出，大兴城内的大兴殿(唐高祖李渊即位前改为太极殿)对应的是天上的北极星，天子所居，也就对应为宇宙的中心。③其实，在大兴城设计之初，就受到了阴阳术数思想的深刻影响。开皇元年(581)，著名天文星占家庾季才上书隋文帝，“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为迁都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庾季才的支持，隋文帝遂发诏兴建大兴城，并将庾季才晋爵为公。④大兴城的建造者宇文恺本人也曾经和以天文历算著称的耿询一起制作称水漏器等计时器，⑤对天文历法非常熟悉。

　　长安城的设计建造受到阴阳术数思想的影响，其中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朱雀街南北六条高坡与八卦的对应。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记载：

　　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⑥

　　从卦辞上看，九二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所以设置为帝王之居；九三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设计为百官官署；九五为“飞龙在天”，则常人不能居住，以寺院道观镇之。笔者也尝论，大兴城东南隅被挖掘成池(曲江)，是魇镇东南的体现。当时修建大兴城时，南朝仍在，要到7年后才统一。大兴城的东南隅地势高耸，从堪舆角度看，对隋朝命数不利。宇文恺不辞烦琐，将其地挖凿成池，就是要将代表黄旗紫盖的东南王气用术数的办法加以镇压和摧毁。正因为如此，长安城的南部东西是不对称的，西南是坊里，东南是曲江。⑦

　　除了上述思想因素之外，我们不得不问，隋文帝建造大兴城的理论依据里面，难道没有佛教的因素吗?毕竟，这是一个佛教昌盛的时代，而且推动建造大兴城的隋文帝，是历史上使用佛教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宣传的代表人物。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巨大的。佛教兴起之前的中国城市，基本上分为“官”“民”两种空间，国家祭司的礼仪空间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佛教出现之后，在官—民的结构之外，提供了双方都可以去的近乎公共空间的场域。另外，城市空间在世俗空间之外，出现了宗教(神圣)空间。隋唐长安城是一座佛光闪耀的都市，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座城市，在设计的时候，没有打上任何佛教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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