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朝贡体系是中国中央王朝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以本王朝为中心规定的以华夷为基本理念、朝贡为基本关系的国际关系垂直秩序。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代国家安全包括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10个方面。①古代国家安全的构成略有差异，但基本要素有共同性。对宋代朝贡体系存在形态和运行方式已有学者作了深入研究。②朝贡体系的建构当然不只是满足大国的虚荣和小国的利益，而有更多的现实作用。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国际秩序，与宋朝国家安全多个方面密切相关，同时影响着朝贡体系内诸国的安全。本文试图从朝贡体系和内外关系的视角讨论宋朝国家安全，以宋朝朝贡体系为中心，兼及辽、金朝贡体系，考察朝贡体系建构和存废与宋朝及朝贡体系内各政权安全的关系。

　　一、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和宋代国家安全观

　　(一)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

　　了解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特点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古代的国家观。而中国古代国家观是以“天下”观为基础的。天下被描述为九州和四海构成的地理空间，即《礼记·王制》所称“凡四海之内九州”，这就是“九州—四海”的“天下”结构。“四海”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即根据五行的原理，九州加东、南、西、北四个海构成自然地理空间的“天下”。同时，“四海”也是民族地理和政治地理相交织的概念。《尔雅·释地》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四夷”处“中国”四边，因而被称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四海”。从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而言，“天下”也是“中国—四夷”的结构。所以“九州—四海”又是“华夏—四夷”，或“中国—四夷”的结构。“中国—四夷”也成为了历代王朝构建国家安全的思想基础和基本逻辑。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点首先是华夷整体安全观。中国古代王朝认为建立四夷怀服的华夷秩序是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和理想模式。《左传》说道：“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③也就是说天子最理想的安全保障是四夷怀服，即使不能如此，只要做到守卫四境，依靠民众，也不必在国都置城防御。所以国家安全是华夷整体关联的安全。

　　其次，国家安全的根本是守内制外，认为要做到四夷怀服，其根本是治安“中国”。华夷观念的核心是贵华贱夷、华夷之辨。“中国”或“华夏”是华夷关系中的主体和根本。唐代李大亮说道：“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如枝叶。”只有根本牢固，枝叶才能依附，所以他又说“九州殷盛，四夷自服”。唐太宗经历了唐朝初年的突厥强盛，唐朝向其称臣，到击败突厥，使其向唐朝朝贡的转变过程。他的感受是：“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马上得天下的他认识到控驭四夷的最好办法不是武力征服，而是治理好“中国”。这一“守内以制外”的安全思想是历代王朝的共同思想。

　　再次，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是以防御为本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古代总体上认为保障国家安全方面防胜于攻，文胜于武。孔子就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④。强调用文德的手段。新莽时期，严尤劝谏王莽时说：“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驱之而还)得中策，汉(深入远戍，疲惫‘中国’)得下策，秦(‘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无策焉。”其意是说，不管何种程度的用兵，都不是最理想的上策。唐太宗也曾说，贞观之初有上书者劝告他“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他认为魏征的修文以治国，安“中国”以服四夷的办法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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