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控，即官民有冤抑者赴京向都察院、通政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控，是清代官民申冤的重要途径。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末新政启动后，通政使司于次年废止，都察院遂成京控案件的主要受理机构。直至宣统二年（1910）大理院开始接收京控呈词，情况才发生变化。本文通过考察清末十年都察院接收官民呈控的多起案件，发现都察院在民与官的申冤中发挥了不同作用。在完成“辨明冤枉”的基本任务外，都察院还起到传达民情、监督吏治、制衡督抚等作用。

　　在民众京控案件中监督吏治

　　清末都察院收到的民众京控案件，呈控主体既有个人，也有群体；控诉事由多种多样，既有对审断不公、拖延不结、擅用刑讯的控诉，也有对土豪凌压、土司暴虐、官员滥刑的告发，还有对地方改制损害民间利益的不满。通常，都察院收到民众呈词后，先交由京畿道御史鞫实查核，再呈请堂官定议。最终或受理上奏，或径行驳斥，或交相关衙门处理。

　　受理上奏的案件一般分作以下情况：对于原属衙门不予受理，但事关命、盗等情节重大的案件，奏请交由督抚复核；对于已经审断但显系不公或批断失当的案件，奏请交由督抚再审或提案核实；对于户婚田土细事，则将原呈发回，交由地方官审理。径行驳斥的多是未经逐级上控而直接京控的案件。因为按规定，京内有冤枉者，应于五城御史、顺天府及宛平、大兴二县控告，若府县不予受理，或审断不公，再赴都察院、通政使司衙门申告；京外有冤枉者，应先向司、道、府、州、县衙门控诉，若司、道、府、州、县官不予审理，再向总督、巡抚衙门控诉，若督抚不予受理或审断冤枉，再赴都察院击鼓鸣冤。此外，对于借词妄控缠讼者，都察院核实后，一般依情节轻重，或予劝阻，或交各地方刊刻榜示严加禁诫，甚至交刑部治以诬告之罪。

　　由此，都察院既是权利救济机关，又是行使部分行政裁判权的机关。经由京控案件的接收、查核、上奏、驳斥、督催与昭雪的处理过程，都察院既可以矫正错误的审断，又能控制妄控和缠讼者，维护清朝中央政府所设定的层级审理体制，稳定社会秩序。此外，都察院通过上奏这些京控案件，有助于清朝中央政府了解地方吏治民情。

　　在官吏京控中制衡督抚

　　除民众京控案件外，清末都察院还收到很多官员因被革职而呈请开复的京控案件。这些案件的呈控主体或为革职官员本人，或为其亲属，或为其同乡京官，或为其本籍的现任官。其控诉理由也颇为多样，有的是原参有误，故需要平反；有的是情势变更，被参奏理由消失而应予开复；还有的因为朝廷加恩开复某些官员，故类似情况者援例呈请开复。都察院接收呈词后，一般先予查核，对确有冤抑者奏请复查；对无冤抑者予以驳斥，甚至交吏部议处。

　　清末革职官员比比皆是，这固然因为吏治腐败，但彼时内忧外患、政局剧变，所以还有不少官员其实是因为时局因素而被黜革的，比如参与维新运动、在庚子事变后被追究责任等。这些官员中不乏能员干吏，故时过境迁，不少人获得开复，其相关呈词通常由都察院代奏。

　　当然，绝大多数革职官员是由督抚参劾的地方官。督抚具有都察院堂官的兼衔，故举劾属员本是其职权范围之事。但清末督抚举劾异常频繁，涉及官员数量颇多，有的督抚如岑春煊，动辄参劾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其中大多数官员属咎有应得，但也难免有被冤枉者。从当时的参革理由看，以“不职”为由者颇多，其中难免有个人好恶甚至歪曲事实的情况，不免产生冤屈而使被革职者不服。在此情况下，都察院确保京控渠道畅通，不仅能使被革者鸣冤呈控，还可遏制督抚擅权，防止其任意黜陟下属。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晚清督抚权势坐大已是不争事实，如何控制督抚权力也是清政府新政改制时考虑的重要方面。从被参革的人员身份看，州县官显然是最多的。一方面，州县官基数较大，所办事务繁杂，被奏参人数较多似乎契合情理。但从另一方面看，州县官是亲民之官，与民众最为接近，系一方安危，督抚若能有效掌控亲民官，便更能获得一方之势。因此，督抚正是通过任用、提拔其赏识之人，参劾、罢黜不利其权力行使之人，将一方人事大权握在其手。对此情形，都察院、吏部一目了然。所以，宣统元年，当御史崇兴等奏请此后都察院停止收受被革官员呈词，只准被革官员自行赴原省督抚衙门具呈时，吏部议复认为，“督抚甄别属员，岁逾千百”，难免智者一失，若“革员无京控之阶，而督抚有偏重之势，揆之情势，良未可行”。而都察院接收革员呈诉，应准与否，“权仍操之于上”，也不用过于担心被革官员漫无限制地呈控。因此，革员通过向都察院呈控，最终由朝廷审核后决定是否开复的制度设置，目的是将人事权部分收归中央，进而能从对用人的管控上牵制和削弱督抚在地方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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