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幕府与衙署，均属官府，却稍有差异。一至清代，幕府从临时开府转而变为专设衙署，总督、巡抚随之成为固定的地方大僚，幕府与衙署趋于合一。明清入幕之人，称谓众多。最为闻名者，当数“幕宾”“幕友”与“师爷”，通称“幕僚”，一身而兼具宾、友、师三重身份。明清私人聘请的幕宾，其职掌主要在于佐治、检吏两个层面。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凭的关系：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脩金以糊口。幕主与幕宾之间，是一种东翁与西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明清；幕府；幕宾；人事

作者简介：陈宝良，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史。

　　引论：问题的提出

　　幕府与衙署，均属官府，却稍有差异：幕府属临时开府，最初无衙门，无专属佐治人员，需要自辟幕僚；衙署属专设官府，有衙门廨舍以供治事休息，且有专属幕官佐治。在明代，总督、巡抚开府地方，既是“添设官”，是在“诸司职掌”之外增设之官；又是“专敕官”，随带皇帝亲自赐予的敕谕，以规范其临时性的具体职掌。一至清代，幕府从临时开府转而变为专设衙署，总督、巡抚随之成为固定的地方大僚，幕府与衙署趋于合一。

　　在明清两代，幕府、衙署人员，大抵包括官、吏与宾。所谓官，其义为“倌”或“管”，“一职皆立一官，使之典管，而以治人为重，故又从倌”。[1]可见，官的职掌偏重于“治人”。所谓吏，“即府史胥徒也，各役执事，亦庶人在官也”。[2]吏的身份是庶人，他们服务于官府，其职掌偏重于“执事”。比较而言，官与吏如钱币之两面，不可分离。明清朝廷檄下地方，或云“该管官吏”，或云“官参吏处”。事无大小，有主持之官，即不能无承行之吏。[3]所谓宾，即幕宾，是幕府、衙署长官私人聘请的佐治人员。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开府地方，可以自辟僚属，称为“记室”“参谋”。此即明清幕宾的嚆矢。

　　通观前人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明清幕府幕宾的起源，大抵有下面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幕友可能起源于明代京官出外任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官场习惯；[4]另一种说法认为，南宋的狱吏趋于专业化、世袭化，经过元明清历史演变，私募化的狱吏队伍日益壮大，极易成为地方官员竞相聘用的专职法律帮办，谓之“刑名幕友”；[5]还有一种说法，根据明万历年间王肯堂的一则记载，认为可以将“讼师”作为“刑名幕友”前身之一的一个证据，当然这不能作为后来幕友都起源于讼师的证据。[6]

　　仔细考察上面三种说法，幕友源于明代京官出外任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官场习惯，显然可以得到史料的印证，这在明代称为“奏带人役”。按照明代惯例，总督军务等官，到了地方，大抵均有“奏带人役”。故毛伯温在上疏中，要求上任时奏带“官舍、通事、吏差、医士人等”，借此“传报号令、译审夷情、催督军需、书办写本、疗病等项”；此外，又要求奏带“弟男并侄以备肘腋，家人以供使令”。所有这些在军门效用的人数，均由朝廷支给口粮、马匹、草料。在这则奏疏的旁批中，《明经世文编》的编者刻意加批云：“军中用人，断不可拘拘朝廷现任职官，非开府辟召不可。”[7]可见，这些奏带人役，决非朝廷现任职官，而是“开府辟召”，属于自己用人。然这种自己用人，由于尚须朝廷支给口粮、马匹、草料，故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用人。刑名幕友来源于南宋以来专业化、世袭化的狱吏一说，尽管明代不乏书吏入幕之例，终究缺乏连接二者必然联系的充足证据。至于讼师成为刑名幕友的前身，仅仅证明有讼师成为刑名幕友的个案，并不能成为幕友起源于讼师的有力证据。

　　笔者曾撰有关明代幕宾制度一文，其意有二：一则厘定幕宾的起源；二是系统阐述明代的幕宾制度。[8]很多学者论定幕宾的起源，大多喜欢引用王阳明《答方叔贤》一信，信中提到了“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的不同。[9]此信写于弘治四年(1491)，过去的研究者多以此为依据，证明至迟在弘治初年即有“自己用人”之例，[10]而幕宾则为自己用人的典型产物。可是，引用此说者又无法找出实例，证明弘治初年即有幕宾的存在，只是以嘉靖年间胡宗宪幕中徐渭、王寅、沈明臣诸人为例。瞿同祖据况钟《明况太守龙冈公治苏政绩全集》卷三《太守列传》之记载，“内署不延幕客，一切奏疏、榜谕、谳案，皆公所亲裁”，证明宣德、正统年间已有幕宾的存在。然此说为房兆楹反对，理由很简单，况钟文集为其后人编定，其中所言无法作为可靠的证据。[11]在旧文中，笔者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再结合一些发现的新材料，大抵断定：明初幕府制度即已存在，它是元末群雄四起，自置幕府、自己用人的延续。而至少在正统年间，即已出现幕宾人员入幕的例子。至于王阳明的“自己用人”说，更非空口白言，确实有自己用人实例的存在。[12]在此，笔者拟在旧文的基础上，以“幕宾”“幕友”“师爷”三个称谓为考察中心，对明清幕府人事制度重加论定。

　　一、幕府：从帷帐到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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