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典籍中呈现的中国医学，若以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为界，前后泾渭分明。《伤寒论》及其之后的时代，医学史脉络清晰，医家生活的年代及其事迹大多有确切记载，典籍作者及成书时间亦可大致确定。《伤寒论》成书前的医史记载却甚为模糊，医家及其事迹记载极少，典籍作者及其成书时间几无定论。譬如，《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但如此重要的医学经典，其作者却不详，成书时间也难以判断。早期医学的模糊记载，为先秦秦汉医学研究带来巨大困难。自20世纪起，随着各地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陆续出土了大量先秦秦汉文献，其中不乏涉医内容甚至医学专辑，为先秦秦汉医学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为医学发展分期提供基础 

　　出土涉医文献在先秦秦汉间的存量及内容差异，为医学发展的时间分期提供了基础，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巫祝时期，即夏朝及以前，这一时期几乎不存在医药。目前，这一时期尚无出土文字材料佐证，其医学表现当如《黄帝内经》所述：“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 

　　第二个时期为巫医交融共生时期，即商朝和周朝时期。这一时期的药物及其使用情况在《尚书》《左传》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大量出现，出土涉医材料则多以疾病占卜、宁疾祭祷的形式出现，这是药石无能为力之后的选择。具体来说，出土的商代文献以殷墟卜辞和金文为主，疾病资料主要出现在甲骨占卜中；出土的战国文献以竹简木牍为大宗，南方楚地最多。郭店、包山、望山、曾侯乙等楚墓均有大量文字简出土，但这些门类丰富的出土文献中未见医学专辑，仅有新蔡葛陵、天星观等楚墓出土的卜筮祭祷简涉及一些零散的病症知识。据此我们推测，这一时期巫与医相互交融，医学并没真正脱离于巫，因此没有出现医学专著。 

　　第三个时期为医学脱离巫术的独立发展时期，即秦汉时期。秦始皇焚毁《诗》《书》、百家语和非秦国史书，却留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出土的秦代涉医文献，与法律、宗教方术方面相比较少，但放马滩秦简、里耶秦简等都有较多的疾病记载甚至医方专辑出现，如放马滩秦简《日书》记载有33种人体病症；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他》记载了疾病治疗方法和药物的运用。出土的汉代文献中，医学专辑开始大量出现，如张家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都含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内容涵盖医经、医方、房中术、神仙术等。许多西汉医书为目前该类别所见最早的医书，这些医书虽古朴原始，少数还有巫术残留，但医学独立发展的趋势已然显现。例如，马王堆汉墓医书《五十二病方》中，三味药、五味药甚至七味药的药方已经出现。这些成就为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成熟药物配伍的形成，起到了前期准备作用。这些都反映了秦汉时期才是我国古代医学的独立发展时期。 

　　为探讨医学水平提供条件 

　　出土文献为探讨人体认知、医学发展水平及医籍成书时间等问题提供了条件。先秦涉医资料虽然极少，却能为早期医学特别是巫医并存时期的医学研究提供空间。殷墟卜辞和楚卜筮祭祷简虽不是医学专辑，但所涉的病症内容为疾病种类研究提供了可能。 

　　众多疾病名与症候的出现，不仅展现了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体自身的认知程度。就脏腑疾病来说，在殷墟卜辞中，仅出现了“心”“腹”等脏腑疾病名，而楚卜筮祭祷简中还出现了以背膺、肩背、肩胛、胁等部位疼痛症状为表现的脏腑疾病。症候描述逐渐丰富，反映了战国医学较殷商医学有了一定进步。但这种进步仍然有限，上腹部和胸部疾病还难以区分，如心与腹间的诸多脏器肺、胃、肝等名称在先秦并未出现，这些脏器名却大多见于出土西汉文献中，这种差异无疑是先秦医学脏腑认知落后的反映。就现有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来看，先秦时期常以“心”“腹”代表整个脏腑，“心”的概念甚至涵盖整个上腹部及胸腔脏器，可见当时的人们对脏腑器官的认知仅停留在“心”“腹”二元区分的基础上。从此意义来讲，以楚卜筮祭祷简中对“心”“腹”“膺”等相关病症的描述，推断墓主所患为何种脏腑疾病，须更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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