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已成显学。凡称社会史，皆受社会学影响，以相对于国家的地方性人群、共同体为对象，大致相当于区域社会史。这种研究取向，对于长期以国家政治为中心而相对忽略社会底层日常面貌的中国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使得“从上而下”的研究可以与“从下而上”的研究交互作用，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推向具体、深化，也使得地方社会的组织方式、日常生活样态，乃至籍籍无名的普通人在历史舞台上显露出来。社会史兴起稍后不久，全球史研究也在中国展开，方兴未艾。全球史从更宏阔的视野超越国家政治史，注重从跨国家、跨区域、跨文明的交流、互动现象甚至环境条件中审视人类历史变迁。这种研究，同样扩展了以往历史研究的视野。从研究对象规模、范围角度看，地方社会与全球是两个相差悬绝的单元。于是，我们看到了从极小单元到极大单元两极对历史学的改造，二者都推出了可观的成果，各自意义不言而喻。历史学家选择一种研究取向，并不需要通过其成果证明其具有知识增进意义之外的特别理由，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则会对不同取向及其关系加以讨论，以便形成对历史研究经验的评价。从地方到全球的两极单元取向，各有怎样的认识倾向，关联如何?本文从明清社会研究的角度，做一些推测性的讨论。

　　一、地方社会的组织形态与支配关系

　　历史学研究的“地方”，不是单纯的空间单元(place)，是在人的生活经验轨迹上形成的社会单元(local)。社会单元可以自然生成，也可因国家权力的干预而发生散乱、重组、迁移，等等，但只要构成社会，就具有组织性，就有一定的组织方式，社会就是组织起来的人群。因而，地方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是组织方式，也可以称为社会纹理(social fabrication)。组织的功用是提供有序性，对于基层社会说来，包括日常生活的安稳，应对紧急状况的集体合力，以及回应上层社会要求时所需的行动秩序。明清时代，除了孤处社会之外的个人，都处于基层社会组织之中。不同社会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即有不同的纹理。因而，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学者们，都需要关注家庭、都、图、里甲、乡约、保甲、宗族、村社之类基层社会组织，还要关注所研究地方是否存在特殊的社会组织方式。

　　家庭是所有社会都有的基本单元，但其规模和构成方式，在不同文明体系、不同社会的不同地区乃至不同阶层间有很大差异，明清时代基层社会的家庭结构是有差异的。保甲更是中国帝制后期才特有的名目。宗族虽在具有血缘基础的意义上是普遍的，但从社会的意义即作为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组织作用的角度看，形态却有很大的区域差异，在华南、华东、华北各有特色。都、图、里甲处于政府社会控制体系和赋税征收体系之中，覆盖政府权力所及的“内地”——这表明与政府权力关联的社会组织比民间的社会组织更倾向于普遍均衡。乡约虽得政府支持，但却多因地方自主行为而产生，故并非普遍均衡，而且往往需要具有超越地方意识的知识精英在其中发挥推动作用。

　　明清基层社会的组织，既涉及民间自治行为，也涉及国家管理行为。即使是在所有社会组织中最小的单元——家庭，也受明清律例的规范，都、图、里甲更是国家权力伸展向基层社会的触角。因而，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的大多数组织名目，实际都笼罩在国家权力伞盖之下。迄今为止，有关都、图、里甲的研究，虽在具体对象意义上指向基层社会，考察的问题却主要是国家权力运行及其后果。明清政府机关，向下达于县级而止，但这不等于国家权力至县级而止。法律应用于基层，以赋役的名目任用非政府官吏担任的里甲、粮长、老人等原在基层的角色，也都身附着国家权力，并且具有向政府反馈民情的职能，充当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

　　任何社会组织都不足以囊括社会权力，因而也都不足以囊括一切社会支配关系。在考察明清基层社会的秩序时，要考虑体制以外的支配关系，这就必然注意精英人群。社会史研究中的精英(elite) ，不应是一个道德概念，而应是一个权力概念。精英是一个社会单元中在公共领域具有支配力和影响力的人。明清时代地方社会中，最能体现这种角色的是所谓乡绅，居住乡里而拥有官方身份的人。因为明清时代的社会身份连带家属，所以乡绅当以家庭论。休致居乡的官僚自然是乡绅，现任官僚在乡家属也应属于乡绅阶层。在科举经济中获得进士、举人、秀才者，也都属于广义的绅。尺度在于合法特权身份，秀才为其最末等级，可以称为小绅(petty gentry)，依然有赋役优免的特权，有面向官府的方便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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