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文献中，《管子》的城邑规划思想丰富而具有实践性，但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管子》在城市史上的地位，不利于揭示传统城邑规划思想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也影响了《管子》历史价值的发掘。 

　　《管子》认为，建城立邑首先要考察地理环境和山川林泽等自然资源，而不是按照既定理论标准去规划建设。《管子·乘马》（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意思是城址选择不在高山之下，就在平原之上，水源充足，依靠“天材”和“地利”，就近取材，以减少人力物力负担；城垣走向、高低宽窄、城内交通、建筑布局等，因地制宜，不必遵守什么“规矩”“准绳”。《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著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内城外郭，郭外是“土阆”即城壕。城郭均根据地势，或削地为墙，或筑堤为城，辅以荆棘树木，随时修葺，是为“金城”。 

　　先秦城邑是有围墙的农村，农业人口是城邑居民的主体，所谓的城市经济是农业为主、多种经营，因而保证用地质量、满足生产可持续性的资源需求是建城的核心。《度地》云：“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所谓“不倾之地”即城市安全稳固、立于不败之地，指城内生产、生活不因自然灾害或者外力干扰而受到影响。其前提是城市土地肥饶，地势近山高亢，有河流川泽环绕，可以建立抗旱排涝系统，保证农业和家庭副业即手工业生产需求，这就要对人口和资源统一规划。《乘马》云：“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把土地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不同质量的土地所满足的人口数量有别，同样是“万室”即万户之民，因土地质量不同分别需要方八十里、百里、百二十里之土。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乡一体的资源规划理念。 

　　战国是兵争之世，人口多寡及其控制有效与否是国家强弱的决定因素。《管子》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当时的国就是城，士农工商都居住在“国”内。“士”是统治阶级的下层，属于有文化的知识群体，是国家主人，当兵打仗，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故“处士必于闲燕”。“农”是农业生产者，是居民主体，耕种国有土地，故要“处农必就田野”。这里的“田野”是近郊和城内之地的统称，“农”要居住在城内方便农耕的区域。“工商”是官府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官府需求，故“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四民”地位不同，身份、职业世袭，分区居住，分别管理，既保持身份地位的差别，也使他们心无旁骛地司其职、专其业，保证社会等级秩序的稳定。《小匡》对此有专门说明：“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其用，备其器械，比耒耜枷芟。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乃耕。深耕、均种、疾耰，先雨耘耨，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税衣就功，别苗莠，列疏遬。首戴苎蒲，身服把祓襫，粘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肢之力，以疾从事于田野。”“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吉，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骆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这一切都在官府的管控之下展开，使之世世代代思考相同问题，重复相同工作、相同技术，保证达到思想统一、技能娴熟的效果，不会见异思迁，避免“其言哤，其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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