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明廷采取各种措施招抚蒙古部众归顺明朝。在明廷绥怀招抚政策影响下，先后有大批漠北蒙古部众内附并接受明廷统治，形成了人数众多的特殊人群——“归附人”，这对明朝与蒙古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绥怀招抚滞留“蒙古遗民” 

　　根据史料记载，明初蒙古人北撤时，滞留中原的蒙古遗民非常多。明太祖对这些滞留的蒙古遗民采取“以德治之”的政策，使他们在接受明朝管辖的同时，能够安心地生产生活。对于漠北蒙古上层贵族，以及塞外其他少数民族官兵，则谕之以理，劝其归降。

　　明成祖即位后，为劝诱漠北蒙古归降明朝，形成“通好往来，共为一家”的和平局面，曾多次派遣使臣进行劝说，并承诺对“知顺天命，输诚来朝”的归降者，“优与恩赍，仍授官职，听择善地，安生乐业”。永乐三年（1405）七月，还颁行了《爵赏条例》，作为封赏蒙古各部首领的法律依据。

　　洪熙、宣德时期，明朝对北方蒙古人以“主和”为要。对归附明朝的蒙古人，不仅封官授爵，还分给他们口粮、田土，而且允许他们“去留任其所欲”，彰显了明廷的宽仁，以及实现蒙汉“永笃诚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格局的努力。

　　正统时期，英宗秉承洪武以来前朝之制，对归附蒙古人待之以礼，封以官爵、赐以厚赏。同时，为了劝谕蒙古各部族归降，明朝还展开思想上的感化，让他们从心理上产生“归化之心”。

　　妥善安置蒙古“归附人” 

　　明朝对已归顺的蒙古官民待之以礼，并进行了妥善安置。综合来看，蒙古官民归附明朝后，明廷采取了一种“分而待之”的安置办法：“蒙古贵族、官员及其家属送至京师南京，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其余蒙古军民安置在卫所屯种或牧养，与汉军杂处。愿居内地者，给予庐舍、土地、牲畜和用具等，令其耕种自食。”即故元贵族、宗室等均予以安置授职，主要任职于明朝各部门；而普通民众一般被安排在各地军事卫所进行生产或屯守。

　　除了妥善安置，明政府还允许蒙汉通婚，并给予蒙古归附人“免役给粮”的特殊待遇。如洪武年间颁布的《大明律》，在《户律·婚姻》中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这条法令也见于《明会典》之《刑部十六·律令·婚姻》。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廷还取消了对蒙古军士阵亡或逃亡后强行补丁的“勾军”规定，使其能安于生产、居有所处、衣食有着。在明廷绥怀招抚政策影响下，众多塞外蒙古人不断自愿归附明朝。

　　　蒙古“归附人”影响明蒙关系 

　　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上层贵族，蒙古人归附明朝，在客观上都对明蒙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蒙古人归顺明朝，一方面使蒙古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分化瓦解，使“明蒙对抗的格局发生根本改变”。另一方面，许多人降明后进入了明朝各级官僚系统，尽自己所能建功立业，为明帝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像吴允诚、孙瑾、薛斌、蒋信、李英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二，明廷对已归顺的蒙古贵族、官民给予一定的信任和重用，缓和了二者之间紧张的关系。据史料记载，明朝将降附的蒙古官兵组建成禁军的一部分，反映出当时绝大部分蒙古中下层官兵是愿意为明朝效力的。

　　第三，归附明朝的蒙古人长期在中原生活，与当地汉族人有了更多的交流交往，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客观上使他们的民族观念、国家观念逐渐发生改变，以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的程度越来越大”。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故元官兵中有一部分人归附明朝可能并非出自真心。有鉴于此，明太祖也曾多次敕谕边将谨防蒙古人“诈降”，并且还要防备已降的蒙古官兵。由此可见，怀疑和防范蒙古归附人也是明廷蒙古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招纳他们归附明朝的过程中，信任和防范是兼而有之的，这是由明前期明蒙战和格局中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

　　总之，这一时期蒙古人归附明朝，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归附人”。明廷对他们待之以礼，并进行了妥善安置。这些归附人的存在，对明蒙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客观上使双方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促进了明蒙不同部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朝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使臣往来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7BZS05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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