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明史领域不同专题的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国内外有关明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也陆续出版。同时,明史研究学者在以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为研究重点的基础上,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范式的创新,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并日趋成为明史研究的热点。无疑,这些学术活动的相继开展和研究成果的日益丰硕,构成了2019年明史研究的主要特征。2019年明史研究的论著颇多,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展开。

　　一、热点问题

　　(一)贡赋体制和白银货币化研究。

　　明史研究领域中有关白银货币化、贡赋体制和市场的研究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其研究也日渐深化,多数研究成果将诸多相关问题与明清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刘志伟在《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贡赋经济体制”专栏解说中厘清了贡赋体制与财政体制、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学术论文集《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这是作者过去40年中写的一些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聚焦明清时期的赋役制度与市场活动及其运作机制,借此探究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若干实态,以解释王朝贡赋体系下市场扩张之特质。侯鹏《官民之间:再论周忱改革对江南赋役征收组织的改造及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对15世纪前半期赋役改革中周忱对江南赋役征收的改革进行梳理,认为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使最初的商业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也对后来的小农生产方式产生了影响。丁亮《在徭役与市场之间: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与审编》(《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讨论了明代徽州府上供物料的派征情况,认为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条鞭法实施前明代上供物料的派征特点及变迁过程。

　　若从明代赋役制度的运行情况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看,侯官响《明代苏州府赋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明代苏州地区赋税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进行考察,分析赋税演进与江南社会及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中国赋税制度演进的历史逻辑与内在机理。李园《明代财政史中的“南粮”问题辨析——基于松江府的徭役考察》(《古代文明》第3期)以松江府为考察区域,在厘清该区域徭役构成和特征的基础上,运用账簿和官员奏议对该区域赋、役规模进行比较分析。李园《从义役看明代江南重役地区的应役实态——以苏州府模式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通过对苏州府役户的应役实态进行全方位考察,探讨明代江南地区的长期役困事实和地方派役长期维续之间出现深刻矛盾的原因。黄嘉福《明代枣税考论》(《农业考古》第4期)对枣税接纳地域的典型代表河南、山西、山东及南直隶部分卫所的枣税征收作了考察,其结论为明代名目繁多的枣税本质均为枣地税。

　　明清时代货币制度及白银化趋势仍然是2019年的研究热点。

　　李园《从钞立财入到钞衰财竭、钞银易位:明代财政危机形成的货币思考》(《史林》第4期)从货币和财政关系的视角进行考察,指出始于成化、弘治时期的明代财政危机, 是一场财政、货币转型等多重压力下的危机呈现,其内容多以“钞法不行”“银竭”为指向。彭凯翔《货币化与多元化:白银挑动下的明清货币“复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重新审视了明代货币体系的白银化,认为货币白银化并不纯粹是钞法、钱法失败的产物,而是由宋代以前传统的铜钱体制向银、钱、钞并行的多元格局转变过程中的波折。陈锋《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对明代中后期及清代赋役征收中的“统计银两化”制度进行分析,认为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

　　此外,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20年——学术历程的梳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对过去20年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回顾,并指出明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及全球化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到来,白银货币化也成为明史研究领域中颇受青睐的话题,且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关注这一趋势本身的同时,开始与明代贡赋体制的形成、明代财政收支情况等相结合,并且放眼世界,研究内容日渐深入和细化。

　　(二)边疆民族与军事建设研究。

　　这一领域仍是明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主要涉及边疆治理、卫所与军制、边防与海防建设等方面,研究范围日渐拓宽,内容也逐渐深化。

　　其一,边疆民族治理研究。吴倩《帝国的“面子”:逃人与明代北部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认为明朝在北部边疆采取的刷还、招徕、安置逃人等多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帝国的“面子”。逃人还带回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已然成为明朝北部边疆力量的一部分。赵令志《明代“野人女真”称谓刍论》(《民族研究》第4期)对“野人女真”这一称谓进行考证,认为迄今国内学界所认为的明代“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的说法有误,东海女真所涉范围与明代“野人女真”的范围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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