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得到系统开展，陕北一隅开始成为探索中华文明发生与早期发展的焦点。石峁古城被发现之后，一些学者注意将其与古史传说人物及部族相联系。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对证不失为一个探索方向，但在实际研究中有必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考古如何与传说对证 

　　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之初，便与探寻“夏墟”“殷墟”紧密联系，并被赋予“重建古史”的特殊使命。因此，在每一项重大考古发现问世之后，学者习惯在古史传说体系中对号入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具体操作上，至少需从以下方面考虑。 

　　其一，“时”。时代的对应是首要前提，若忽视年代框架的限定，容易陷入“关公战秦琼”的窘境。但作为基本前提的时代因素，同样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古史传说的相关记载语焉不详甚至矛盾丛生，如夏代纪年可相差百余年，再如上古人物或部族的时代难以准确落实，甚至其历史真实性都是很大问题。另一方面，出于考古学自身特点，我们能够充分认识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但在认识绝对年代方面仍有较大局限性。近年来，“龙山时代”及二里头文化年代框架调整带来的一系列争论，便是典型例子。 

　　其二，“地”。地域的对应至为重要，但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不少困难。先秦古籍中的地名多缺乏准确定位，汉晋时人虽多有解释，但仍存较大的时代鸿沟。伴随传说的流布、后裔的拓殖、地名的移植，古地名往往歧说迭出，莫衷一是。不少论者往往根据某部族后裔分布于某区域，便认为该部族居于该区域。如若未能动态考察族群的流散，则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此外，考古学文化与部族文化之间并非严格的对应关系，在复杂社会阶段尤其如此，二者的地域范围未必是重合的关系；诸如良渚、陶寺、石峁等大型城邑往往与统治阶层相关，可作为空间视角的重要切入口。 

　　其三，“人”。徐旭生、蒙文通等将传说时代的部族大抵分为华夏、苗蛮、东夷诸集团。其中一些古史人物，如蚩尤，或归诸东夷，或归诸苗蛮，仍有较大争议。此外，统治阶层与百姓的族属未必等同，且人群存在流动与交流，有必要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加以考察。就考古发掘的先民遗骸而言，传统体质人类学及分子人类学为探究先民的身份提供了重要线索。但由于目前相关工作的广度与深度不足，学科间的合作也不够充分，仍难以为考古与传说的对证提供直接证据。 

　　其四，“物”。考古学难以像文献材料那样提供具体史实，难以还原先民活动的诸多细节，在重构古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构建，主要通过陶器，但很多时候陶器只能反映“小传统”。随着社会复杂化的推进，“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分野逐步加深，承载“大传统”或精英文化的因素（如玉礼器、神灵崇拜）尤其值得关注。 

　　其五，“文”，即直接的、共时的文字材料。晚商之前虽有零星文字或刻画符号发现，但尚难以构成完整证据链中的核心一环，这也是一些学者不承认夏朝及五帝时代的重要原因。无论夏朝抑或五帝时代，相关考古学文化虽不同程度地满足“时”“地”“人”“物”诸条件，但均缺乏自证性材料，故只是合理程度不同的假说。目前，陶寺遗址作为尧都、二里头遗址作为夏都，得到国内学者较多认同，但由于缺乏直接的文字材料，且遗址本身尚存疑点，同样只能视为假说。 

　　石峁古城性质诸假说 

　　目前学者关于石峁古城族属的推测虽仍属于假说层面，但其中一些说法不无启发性。沈长云所倡“黄帝居邑说”最为人所知。王红旗、李宗俊等有类似看法。以下试作辨析。 

　　首先看“时”。笔者曾质疑“黄帝居邑说”，一个重要顾虑便是黄帝时代与石峁古城年代不合。石峁古城的时代相当于夏朝建立前后，与陶寺古城约略同时，在考古学上属于“龙山时代”，与通常认识中的黄帝时代不尽相符，在“时”这一层面存在矛盾。黄帝的年代未必在五千年前，但其在尧、舜、禹时代之前，应为先秦秦汉时人的普遍认识。 

　　其次看“地”。石峁古城所在的陕北地区有较多与黄帝有关的传说和遗迹，但类似传说也见于其他区域，如河南也是黄帝传说和遗迹的分布区。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在司马迁的时代，黄帝传说已经广布大江南北。黄帝与陕北的关系值得重视，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区域与黄帝相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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