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墓志对应一场葬礼。冯熙、冯诞这父子二人的两方墓志，为何会有三场葬礼？剥开正史文本和墓志文本的层层包裹，我们可以看到，在太和十九年（495）的北魏，围绕父子二人是归葬旧都平城还是新都洛阳，有三场葬礼依次展开，最终造就了今天所见的冯熙墓志——这一升格的纪念装置，以及之后北魏洛阳时代的墓志文化。

　　“突兀而至”的墓志文化

　　太和十七年 （493）至十九年 （495）间，北魏孝文帝将都城从经营百年的代北平城，迁至已荒废近两百年的西晋故都洛阳，由此开启了北魏王朝后半程的急遽转身与国家重构。此即国人耳熟能详的孝文帝迁都。20世纪以来，在洛阳城、永宁寺、龙门石窟等可视化的宏规巨构之外，以城北邙山一带为中心持续出土的大量墓志，在为北朝史研究不断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我们想象北魏洛阳时代时不可或缺的文化图景。

　　虽然大多数北魏墓志均系盗掘出土，并未经过科学的考古工作整理，但已足以让我们了解，在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是精英阶层丧葬文化的标准配置，涵盖了从皇族元氏到胡汉大族的主要范围。在理想状态下，这一纪念装置于方正青石之上刻成，文字均匀分布于罫线划分的界格内。文字内容一般由志题、志序与铭辞三大部分组成。其中志序按照姓名、郡望、家系、经历、品德、死亡、丧葬这样的经典顺序，叙写志主生平。而铭辞部分不仅由文学性颇高的四字韵文组成，其内容也要按照类似的模块构成，完成与志序的对应叙述。丧家需要委托专门的文士来完成这一工作。北魏洛阳时代精英阶层的墓志文化，直接决定了其后隋唐时代扩展至更大社会层面墓志文化的基本面貌。

　　不过，若将北魏此前百余年的平城时代也纳入视野的话，就会感受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墓志文化的风行，毋宁说更像是一个突兀而至的 “历史事件”，而非社会文化的渐进转变。平城时代虽然也有墓铭、墓砖类型的文物出土，但数量不多，行用未广，使用者集中于因种种原因迁入平城的徙民群体。而构成北魏政权统治核心的所谓 “代人” （包括皇族拓跋氏及其他胡族），尚未见有使用类似文物的迹象。这些文物大多形制粗陋，内容也比较简单，几乎不具备由四字韵文组成的铭辞。从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标准来看，难以“墓志”称之。而迁都洛阳之后，早在入葬于太和二十年（496）的南安王元桢这里，其墓志就已经是相当成熟的精美之作，志主身份和装置面貌都与平城时代的墓铭、墓砖类文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于这种对比，学者认为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流行的背后，或有朝廷方面的某种推动在起作用。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北魏洛阳时代墓志文化的创生这一 “历史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有哪些人、以怎样的方式卷入了这一事件？这一事件与孝文帝迁都这一更为宏大的 “历史事件”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在历史的迷雾之中若隐若现，而学者徒呼奈何。直到2010年，制作于太和十九年 （495）的冯熙墓志与冯诞墓志先后刊布，才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真正的基础。

　　冯熙、冯诞父子的两方墓志

　　墓志概况与志主信息

　　冯熙墓志和冯诞墓志据说均出于洛阳市孟津县与偃师市交界处，时间分别为2007年冬和2008年冬。后洛阳当地学者李风暴、赵君平于2010年先后撰文介绍冯熙墓志，冯诞墓志拓片的公布则要等到2012年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的出版。与近二十年来刊布的多数北朝隋唐墓志一样，这两方墓志亦为盗掘出土，相关墓葬信息自然付之阙如。观察冯熙墓志拓片，左方铭辞部分中间偏上位置，一圆形痕迹清晰可辨，或为盗掘者以洛阳铲下探时所伤及。冯诞墓志则志石右侧有一较大缺口，残损若干字。熙志言其葬于 “河南洛阳之北芒”，诞志则言 “葬于乾脯山之阴”。乾脯山推测地当汉魏洛阳城东北，与西晋帝陵相邻。

　　冯熙与冯诞为父子关系，出自北魏史上著名的文明冯太后家族。 《冯熙墓志》称其为“文明太皇太后之兄，显祖献文皇帝之元舅也，又为国之外舅矣”。 “外舅”即岳父，因孝文帝 “前后纳熙三女，二为后，一为左昭仪”。平城时代后期，在冯太后的积极推动下，冯熙子女与北魏宗室及北族高门通过联姻，构建了庞大深广的权力网络。即使在冯太后于太和十四年 （490）去世之后，冯氏家族在平城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冯诞则为冯熙世子，与孝文帝同岁，二人关系甚密。 《北史·外戚传》记载 “高祖宠诞，每与诞同舆而载，同案而食，同席坐卧”，亲近程度甚至超过了孝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元勰和北海王元详。 《冯诞墓志》的 “幼以贵戚聪令，入侍禁幄。……年志协于辰御，居游契乎轩禁”即是指此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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