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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危机时刻，事关东西方若干民族的生存和文明的存续，事关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在这场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野蛮的侵略势力曾一度占据上风，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占据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然而，反侵略阵营最终取得了大战胜利。

　　反侵略阵营何以能最终取胜？一个重要因素是，反侵略国家开展了最广泛的国际合作。这一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及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广泛联合，释放出了足以使一切侵略者败亡的能量。这一反侵略同盟的形成颇为不易，它需要超越狭隘的国家安全观，还需要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它一旦形成，便已基本决定战争的走向与结局。

　　超越国境之限，确立“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 

　　超越局限于一国一地的陈旧国家安全观，形成“和平不可分割”的新国际安全理念，是实现广泛国际合作的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规模空前，人类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如何避免新的世界性战争的发生？人们在战后的反思中开始了对集体安全的思考。国际联盟的建立便是寻求集体安全的初步尝试，人们希望通过国际协调与干预机制，避免局部战争的发生，避免局部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然而，尽管集体安全的理念此时已经出现，但它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认识或真正接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逐步进行的。日本侵略中国、德国入侵波兰和苏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等，构成了战争扩大的不同阶段，最终形成了覆盖世界的全面战争。战争初期，“和平不可分割”的理念并未为人们所普遍认识，人们对于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战争存有可以置身事外的幻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尽管国际联盟派出了李顿调查团，调查团报告书也对日本进行了一定的批评，但总的来说，国际社会未能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作出有效反应，日本并未因这一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受到任何惩罚。这一结果事实上为德国日后在欧洲不断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不担心受到惩罚提供了示范，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此时已经种下。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再次向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组织提出申诉。中国在各种场合向国际社会大力宣扬“和平不可分割”的思想。中国政府在《告世界友邦书》中明确指出：“和平为不可分，孤立为不能有”，“日本侵略一日不制止，远东及世界和平即一日不能够维持”。国际上一些明智的政治家也意识到和平不可分割。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7年10月发表“防疫隔离”演说, 将战争比喻为会扩散传染的社会瘟疫，指出它终会危及远离战争发源地的人民，因此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行动起来，阻止这一社会瘟疫的传播。但罗斯福的讲话在美国激起了孤立主义势力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只得从其积极立场上暂时后退。

　　随着日本在军事战场上的胜利，日本除了在占领区排斥英美在华利益外，更于1938年底提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公然声称旧秩序已经过时，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日本野心的暴露，使得一部分英美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他们意识到，日本不仅危害中国安全，其日后必将威胁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中国也是在为世界安全进行抵抗。因此，他们敦促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在德意日不断扩大的侵略面前，英美对华政策开始发生了从中立到援华制日的转变，逐步走上了合力抵抗侵略的正确道路。

　　珍珠港事件证明了和平不可分割的理论。世界上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国家至此终于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军事联盟，东西方战场形成战略配合，遏制住侵略者的攻势，进而扭转战场局势，转入反攻作战。东西方大国的联合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跨越意识形态鸿沟，共同捍卫人类文明 

　　跨越意识形态分歧，共同面对危害整个人类的侵略势力，是实现广泛国际合作的另一重要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分歧曾经呈现你死我活的不相容状态。然而，在人类文明面对生存危机的时刻，人们作出了明智抉择。在中国国内，经历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抗战得以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国际上，意识形态的考虑也让位于国家安危的考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曾经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改善，苏联给予中国抗战以巨大支持。苏联较早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危害中国人民，还将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抗战初期，在中国争取英美法的援助而不可得时，苏联果断地向中国伸出援手，不仅给中国提供物资援助，还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助战，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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