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关注到中国唐宋之际城市出现坊市制崩溃、交易区扩大、草市发展、镇市出现等一系列变化。1973年，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中，把中国唐宋时期经济领域的变革称为“中古时期经济革命”，并将“市场结构与都市化革命”列为经济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此基础上提出“中世纪城市革命”理论，认为从唐初至中世纪末，城市发生的真正重大变化，是官僚政府在行政社会职能及经济职能上所起的作用不断收缩，因此，这场革命是整个社会管理方式上的革命，其背后主导因素则是人口增长与商业化扩展。为此，他特别关注官府推行的涉及商业管理的相关政策。受此影响，学界目前对唐宋时期城市管理的研究集中于坊市制、市场管理、人口管理等层面。

　　《城市发展与权力运作——唐代都城管理若干问题研究》（张春兰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版）一书，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唐都长安的治安管理、环境管理、公共空间管理，并对市政机构、市政法规以及由唐入宋都城管理制度的转型等进行了探讨。

　　复杂纷乱：都城行政机构与都城管理

　　城市行政机构伴随城市的出现而出现。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一句话，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需要一般政治。作为城市管理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城市行政机构是城市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学界关于唐代都城行政机构及其职能的研究，多分散在具体的都城管理措施中，导致行政机构的组织序列与分工职能无法得到有效梳理。另外，都城作为政权统治中心，参与管理的行政机构具有层次复杂、功能交叠等特殊性质。具体而言，长安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为府、县两级，由京兆府与长安、万年两县负责。由于长安是都城，除去京兆府等地方行政机构外，中央机构也发挥着城市管理职能。比如都城治安管理，既有京兆府的直接负责，又有左右巡使、金吾卫、左右街使、神策军等参与其中，跨越地方行政机构、中央监察系统、都城警卫系统、都城军队系统等几大部分，颇有复杂纷乱之感。作者以“城市发展与权力运作”为主题，探讨行政机构、政府职能与城市管理与发展间的互动，对于廓清上述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厘清长安的管理机构，作者采用行政管理机构与具体职能机构两分法，并将具体职能机构分为建筑管理机构、燃料烧造及供应管理机构、商业（市场）管理机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等。各类机构既相互分工又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着都城内部的各项事务。一个涉及地方政府、中央机构、内廷机构的庞大都城管理体系得以彰显，相对于集中关注具体管理措施、忽视政府职能体系的研究现状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不仅如此，全书以都城管理为媒介，尝试沟通行政机构与都城社会，凸显政府职能在都城管理中的作用，这种研究视角，对于集中关注经济领域变迁的唐宋都城研究而言，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分区管理：都城人口结构与人口管理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先古城市最初只是在坚强、统一、自为的领导之下的一种人力集中，它是一种工具，主要用以统治人和控制自然。”人既是活动于城市中的主体，也是城市管理服务的对象。作为城市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口的规模与结构变化给城市发展带来新挑战，人口管理也就成为城市管理的重点内容之一，唐代都城管理涉及的种种问题中，人口管理是重中之重。作者将长安人口分为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并且认为唐代中后期随着经济发展与城乡互动的增加，长安城内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增多，导致人口结构复杂化与职业分工多元化，对都城的人口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为此，唐代实行分类管理与分区管理相结合的策略。常住人口的管理以分籍管理为主，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口分别纳入不同的户籍管理，比如兵籍、匠籍、市籍、僧尼籍等。常住人口之外，还有数量庞杂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诚所谓“浮寄流寓，不可胜计”，极易成为人口管理的“盲点”。为解决这些问题，唐代专设礼宾院等机构对其进行管理。

　　唐代长安城实行坊市制的封闭管理策略，但到唐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封闭结构逐渐被打破，商业活动溢出东、西两市，在坊墙之内、坊坊之间、城内街道等处展开。坊市制的突破为唐政府的分区管理提供了前提。作者在书中提出“都城人口分区管理”的观点，从坊区人口、市区人口、街区人口三个角度探讨长安城的人口管理区划，认为这为宋代打破坊市界限、形成更接近现代意义的分区管理奠定了基础。“分区管理”模式的提出，是以长安城建筑空间的分区规划为基础的。唐长安城承隋大兴城而来，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由于隋文帝规划大兴城时，贯彻宫阙、官府与民居不杂处的原则，所以长安城的人口管理重点在居民集中的外郭城。外郭城实行坊市制，坊门、市门定时开闭，分别构成独立的封闭空间。作者将坊区、市区纳入人口分区管理模式的同时，突破坊、市分立的固有视角，将沟通坊、市的街道纳入观察视野，挖掘了“街区”在人口区划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街区人口”概念的提出，符合长安城“东贵西富”的人口结构特点，体现了坊市制崩溃过程中街道发挥的分流承载功能，对于考察唐宋都城人口管理模式演变，以及唐宋都城区划由坊市制向厢坊制的演变，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厢坊制：都城空间结构与治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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