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兵制是明史研究的传统话题，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积淀，被普遍认为是相对成熟的学术领域，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成果的累积同时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出更高要求。在以往成果中，研究对象过分集中、宏观与微观研究不均衡、问题意识不足、动态研究缺乏等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如何主动顺应当下制度史研究新趋势，借鉴社会史等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以获取新的学术方向与立意，成为值得关注与讨论的话题。

　　　从制度“活化”视角切入

　　近二十年来，制度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显著趋势便是从关注制度、政策的条规性转向探讨制度运作、过程与关系，以加深对结构性的制度以及产生制度的时代的深入理解。制度的“活化”，强调制度与实践的互动，意义在于双向推动，既是对制度研究的推动，又是对制度所处环境相关研究的推动。概言之，明代兵制的“活化”，是通过兵制的运作调适、演进过程与内外关系，考察兵制与实践的互动，展现明代兵制的结构性特征，而这种结构性特征集中反映在兵制内外关系中，而兵制内外关系又是在动态的实践中，通过兵制运作与过程得以展现。

　　就内在关系而言，明代兵制是一个多元复合的统一体，主要包括世军制、募兵制、征兵制、族兵制等兵役类型，存在着卫军、营兵、民壮、乡兵、族兵等兵役形态。兵制内在关系突出地表现在兵役形态间的相互转化，佥军余为民壮，募民壮为标兵，募军余、乡兵为营兵等构成了兵制演变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民兵作为过渡性兵役形态，在官军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作用，成为明代兵制的重要枢纽。因此，在研究对象上，有针对性地加强对营兵、民壮、乡兵的研究，不仅是扭转以往“重卫所、轻营兵”“重官军、轻民兵”研究偏向的需要，更是揭示兵制内在关系、展现结构性特征的要求。

　　同时，明代营兵、民壮、乡兵等兵役形态同样具有多元复合的兵役特征，将兵役属性与特点静态化、绝对化也是不可取的。理论上，兵役类型虽有较为明确的划分，但兵役属性往往是复合的，而兵役特点更是互相更迭、相互补充，乃至相互为用。例如，明代民壮兼具征兵制与募兵制兵役特点，兼具兵役与赋役二重性特征，在制度运作上，民壮兵役与赋役属性时有升降，兵役特点互有更迭，而这些恰恰构成明代民壮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可见，无论是总体兵制，还是单项兵役形态，仅靠制度性的条规罗列与铺陈难以揭示其内在关系和结构性特征，只有顺应制度史研究“活化”趋势，在兵制实践中，强化对兵制运行、过程的动态把握，才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基本而有效的路径。

　　　强化社会与经济视角

　　明代兵制所处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环境构成兵制的主要外在关系。其中，社会与经济是除政治与军事外，最为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明代兵制除具有鲜明的政治与军事属性，同样具备显著的社会与经济属性，尤其是户籍、赋役、财政、群体等社会与经济因素直接影响与制约兵制的存续与演进。如果说兵制内在关系的研究价值偏重于充实与拓展兵制研究的内涵与外延，那么，兵制外在关系的研究则更倾向于揭示兵制演进的逻辑与机理。例如，乡兵作为基层兵役形态，国家控制、利用与改造乡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其实施过程与效果要受到基层权力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制约，缺乏对传统乡村社会以及官民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便难以揭示明代乡兵的演进历程，更无法解释乡兵史料记载与历史事实的疏离。又如，营兵的招募要受兵源户籍、身份划分与族群认同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缺乏对地域社会的理解与把握，便难以揭示土客之争背后的真正寓意。同时，营兵的控制、表现与存续，又受国家与地方财政状况的制约，缺乏对财政的把握，便难以揭示营兵制演进的逻辑与机理。无论是在理论层面，或是在实践层面，缺乏对兵制外在关系的把握，明代兵制的运作调适、演进过程便难以得到真正阐释，更无法在动态实践中把握兵制的结构性特征。

　　因此，所谓的明代兵制研究视角转换，关键在于中观维度的选取与多重视角的交叉研究，其意义更多地体现在研究问题意识的更新。所谓“中观维度”，即将研究重心放置于制度与社会之间，通过中观层次论述与微观考证相结合，在制度的动态实践中考察制度与社会的互动。所谓多重视角交叉，即在兵制实践中，对影响兵制运作、过程的相关议题进行交叉性研究。明代兵制研究的中观维度与交叉研究的运用，不仅能有效充实与拓展兵制研究内涵与外延，而且在制度与社会互动中，有利于产生新的问题意识，获取新的学术立意与价值。同时，在兵制研究领域构筑了制度与社会对话基础，增加了打通制度与社会的可能，在助推制度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同时，有望改变制度史研究封闭化、“碎片化”所带来的难以与其他领域、学科对话的窘境。

　　侧重于地域视角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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