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广西右江地区的土司，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土司。在右江众土司之中，又以田州岑氏土司实力最强。百色粤东会馆是粤东商人控制右江贸易（主要是滇铜贸易）的商业组织。但在岑氏土司的范围内，百色位处边缘地区，属岑氏土司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不为过地说，百色是清末王朝政府能在右江顺利推行改土归流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则借粤东商人的贸易扩展将政治力量渗透到了土司的辖地之内。改土归流本质上是王朝政府在土司地区建立赋税征收权，使当地民众从土司属下的土民变成为王朝政府当差纳粮的编户齐民。赋役定额化、货币化的改革，实际上是革除了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收权，使许多土司实际上最后变成了催征钱粮的里长，其对土民的支配权渐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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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西南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一直是历史学与民族学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从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纵向关系去理解这一过程，忽略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改土归流的影响。事实上，商业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土司地区的政治格局，推动了当地社会的货币化进程，为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广西右江地区的土司，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土司。在右江众土司之中，又以田州岑氏土司实力最强。在有明一代，岑氏土司既是王朝政府依赖的重要军事力量，又是“叛乱无常”的政治势力。明政府曾多次尝试对当地进行改土归流，但均以失败告终。嘉靖初年，岑氏属下的王受、卢苏“叛乱”，反对改流归土，王阳明亦只能以“裂土众建”、改流归土的措施维持当地社会的稳定。但入清以后，清政府却能较顺利地在当地逐步建立统治秩序，并在光绪年间开始展开改土归流。这一结果，实际上与清代右江地区滇铜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

　　清初，因全球白银贸易的发展与国际银价下跌，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中国银铜比价发生剧烈波动。康熙年间，白银价格持续下跌，铜钱的价格不断上涨。根据货币史学家彭信威的估算，清初白银一两所换得制钱的数目大约从七八百到八九百文不等，低于清政府规定1：1000的兑换比率。铜钱价格的上升，对广东沿海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到云南贩运黄铜，变成了一项利润可观的商业活动。在此背景下，大量粤东商人沿西江西进，经右江抵达云南。右江亦成为重要的商道。滇铜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右江地区的市场体系。粤东商人在右江地区的百色开设市场，并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当地创建粤东会馆。百色粤东会馆是粤东商人控制右江贸易（主要是滇铜贸易）的商业组织。

　　百色在兴起之前为田州岑氏土司的辖地，位于田州城上游四十公里。但在岑氏土司的范围内，百色位处边缘地区，属岑氏土司控制较为薄弱的地区。因此，滇铜贸易导致了右江地区市场体系的重组：一方面，滇铜贸易将右江地区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之中，使这一地区开始受到全球化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地在土司的版图之内出现了一个并非由土司管辖的区域性市镇。

　　粤东商人的进入与滇铜贸易的繁荣，为清政府向右江地区的渗透提供了有利条件。因为粤东商人为王朝政府的编户齐民，使得清政府的势力可以顺理成章跟随商人的力量进入当地社会。雍正初年，清政府开始在百色安设官员及军队。雍正七年（1729）四月，王朝政府将广西思恩府同知移驻土田州百色地方。同年十一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又将右营游击驻扎百色。百色由此成为了右江地区第一个由王朝政府直接控制的政治、军事据点。在明代，朝廷一直未能在当地安插官员，右江地区州府的许多官员均住在邻近府城，实为形同虚设。从雍正七年开始，王朝政府以百色为据点，不断扩大直接统治的范围。不为过地说，百色是清末王朝政府能在右江顺利推行改土归流的政治基础。

　　粤东商人与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协作的关系：一方面，商人需要清政府为其提供政治庇护；另一方面，政府则借粤东商人的贸易扩展将政治力量渗透到了土司的辖地之内。

　　改土归流本质上是王朝政府在土司地区建立赋税征收权，使当地民众从土司属下的土民变成为王朝政府当差纳粮的编户齐民。清前期，王朝政府在右江地区的统治为间接统治。土民名义上效忠朝廷，但当地的土司对于土民有绝对的控制权，土民对土司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土民实际上需要承担政府与土司双重的赋役。土司可以随意向土民摊派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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