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喜讼”是清代福建省各类史籍经常出现的字眼，“闽省俗悍民刁，喜争健讼”“民风尚属好讼”“闽俗以健讼闻”等词语遍布清代福建地方志、官吏文集、《福建省例》等文献。以往学者在探讨清代福建省区域社会历史时，常直接引用“闽人喜讼”这一结论。笔者在研究清代福建司法实践过程中，发现“闽人喜讼”背后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这一词语并非简单地概括绅民的法律行为，也不完全是地方官推卸基层社会治理不善责任的“话语”。这一现象是官吏在逐步迈向近世的清代社会中，面对民众日益增多的经济活动、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及基层司法制度缺陷，希望以道德结合法律，实现有效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尝试，也是官吏面临治理困境时努力改变的一种侧面体现。

　　　治理困境及道德策略

　　产生“健讼”评判

　　福建官吏批判民众“健讼”，多是因为民众动辄以户、婚、田、土等细故上告，类似“只是争竞些少钱米田宅，以致互相诬赖，结成仇雠”的话语遍及清代福建各府县地方志。笔者以清代福建地方志为蓝本，整理得224件诉讼记载，发现其中械斗38起，占总数16.9%；图赖37起，占总数16.4%；田土35起，占总数15.6%；水利纠纷32起，占总数14.2%。田土、水利纠纷与百姓生活直接相关，械斗、图赖更是纠纷开展形式，争竞的往往也是田土、水利资源。可见，清代福建省诉讼繁多多与百姓生存资源争夺相关。《福建省例》即称，“图赖”等纠纷“半为饥寒所迫，半由恶习所移”，是闽省“生齿日繁，生计日蹙，富者朘削积委而罔知任恤，贫者穷极愁苦而无可告诉”的结果。

　　清代福建紧张的人地矛盾已经影响百姓正常生活。根据梁方仲的研究，清顺治十八年，福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2.48人，咸丰元年则上升到172.31人。但是，田地数却没有增长。明弘治年间，福建省有耕田1351多万亩，清咸丰元年仅有1306万亩。人口的膨胀与土地资源的不足引发了生计问题。在紧张的人地矛盾背景下，福建绅民种植了经济作物，以便取得更多收益，甚至走出土地，展开了商业活动。康熙三十五年，王廷抡任职汀州府时感叹，汀州等府人民在“岁收不敷民食”的背景下，开始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因其所获之利息数倍于稼穑”，所以闽西地区“种烟者十居三四”。雍正朝循吏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称，“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经济作物的种植、买卖及海外贸易造成清代福建民间商业活动日多，绅民围绕经济活动的纠纷自然增多，这又加剧了地方社会诉讼的发生频率，导致地方官的“健讼”批判日渐增多。

　　可见，福建官吏的“健讼”批判与清代福建紧张的生存资源及活跃的商业氛围直接相关。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福建官吏如果认真处理每一起田土、钱财争竞纠纷，将大大加重政府负担，于是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较为节约成本的社会治理方法。加强“健讼”批判便是希望通过道德宣扬，“柔化人际关系、调适民众心情、降低个人私欲、抚慰个体心灵”，最终建立一套道德辅助社会治理的“德法共治”机制。于是地方官不断宣传讼累，批判“健讼”，希望由此激起民众的道德羞耻感，最终因为“惧怕”或者“悔悟”而远离诉讼。“健讼”话语表达了官吏的治理困境，及希望以道德约束减少民间纠纷的策略。

　　　道德调解减少财政负担

　　虽然道德融合法律的“健讼”批判，让部分绅民远离诉讼，但仅仅依赖儒家理念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在“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的背景下，劝说百姓“以和为贵”，不要保障自身生存资源，是无法服众的。所以，福建官吏除了“健讼”批判，还充分利用乡族、宗族等基层组织协助解决纠纷。如《福建省例》记载，“如族内遇有雀角争论一应细微事故，即令族正随事诫谕处释，毋使架词涉讼”。如果调解制度建设与运作得当，官吏可避免积案困扰，民众可避免讼累负担，这样的双赢格局会共同构造“无讼”或“少讼”的地方诉讼环境。但地方调解过程中，却问题频发。

　　一方面，调解并不能完全避免诉讼。清朝政府并未将调解纳入政府财政编制，民众需为调解活动支出相应费用。张仲礼的研究指出，帮助地方民众调解纠纷所获取的“聘用费”是地方绅衿的一项收入来源。且清代社会调解制度的设计原理是“实现和谐，而不是分清是非”，纠纷双方因为没有解决冲突根源，日后再斗的可能性极大。这就造成不少绅民遇到纠纷还是选择诉诸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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