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隋唐的基础上,两宋时期的科举制度有了较为重要的变革,主要体现在考试项目的变化与位次的变动等方面,并最终形成诗赋、经义、策论这一科举“三题”。就“三题”中的策论而言,往往是以论史为主,这可以从当时策问的试题略窥一二。这种史论性质鲜明的策论文在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史论创作走向繁荣,论史之风日趋兴盛。

　　策论占据重要位置

　　隋唐时期,科举考试虽有策论这一项目,但是相较于诗赋和经义而言,实在难以匹敌,故“唐有诗赋设科”(乐韶凤:《洪武正韵》宋濂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之称。但是,这种情形在宋代发生重大变化,先后有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仁宗天圣年间兼以策论升降天下士;第二次是仁宗庆历年间的进士重策论和诸科大义;第三次是神宗熙宁年间的罢诗赋、贴经、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可见,隋唐时期所注重的诗赋、贴经和墨义三题,在北宋时期逐渐为策论和大义所取代。尤其是策论,从“兼”到“重”再到“专”,变化最为显著,位次也逐渐提升。

　　南宋时期的科举,大体上延续北宋的制度而稍作变革。例如,高宗建炎二年(1128),“定诗赋、经义取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习经义者本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并论一道。第三场并策三道。殿试策如之”(脱脱:《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科目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3625页)。其后,绍兴十三年(1143)又进一步确定经义、诗赋、策论为三大考试内容,“以本经、《语》、《孟》义各一道为首,诗赋各一首次之,子史论一道、时务策一道又次之,庶几如古试法”(《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科目下》,第3629页)。至此,两宋时期科举考试的项目与程式基本定型,形成了经义、诗赋、策论三题并重的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论述的是进士的礼部试与殿试的变革。事实上,在举人的发解试与省试中,策论也早已占据重要位置,较进士的礼部试与殿试的变革已然提前一步。这说明,策论在宋代整个科举考试的体系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策论试题以论史为主

　　策论所考察的内容,大体以品评历史人物和论断朝代兴亡为主,这可以从策问亦即策论的试题中略窥一二。两宋时期的策问大抵以汉唐故事为主要议题,例如晁补之所拟策问有“汉唐将相”一条,其言:“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与将……张良帷幄,萧何镇抚,韩信战功,三人者皆称贤于高祖,其功为孰盛?陈平智,王陵戅,周勃厚,三人者皆铭功于刘氏,其贤为孰先?……语治若汉唐,其相其将,其才犹不足绍,而况治不若汉唐者,奈何?”(陈亮:《苏门六君子文粹》卷六二《济北文粹六·汉唐将相》,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条策问提出张良、萧何、韩信三人谁的功绩最盛,陈平、周勃、王陵哪位最贤等问题,皆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比较与评价。而其关于“安危之所注意焉者,在相与将”的论断,以及“治不若汉唐者,奈何?”的发问,则进一步涉及兴亡论、盛衰观等历史评论中的重要议题与范畴。

　　有的策问本身就是一篇较好的历史评论,拟策者会从某些角度展示自己的历史认识,例如陈藻所拟“唐始终治乱”这一策问,就可以看作他个人史识的体现,其言:“呜呼!古今治乱未有如是之数也。将天之厄运,自曹氏以来,迄唐犹未止欤?……闺门也,外国也,藩镇也,宦官也,朋党也,盗贼也,是数患也,何皆备见于唐之世欤?前后亦有相激而成者欤?其为召祸之原者谁欤?可以预防欤?”(《乐轩集》卷八《策问·唐始终治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策前后将近十问,皆是关于唐朝治乱兴亡的认识,或问乱亡之因,或问招祸之原,或问何以预防等。所设之问,不仅体现了拟者之意,而且体现了拟者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除此之外,其他诸如周兴、朱松、李石、陈造、薛季宣、陈亮、廖行之、杨冠卿等人,皆有许多具有史论性质的策问,而且大多关涉汉唐故事。南宋时期,因为时局变化的缘故,这种情形颇受非议,太常博士倪思即说道:“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因此,他建议“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科目下》,第3633页)。倪思所言虽然是建议策问不能偏重于汉唐,却也从侧面反映了策问所拟试题多与论史有关。

　　　论史之风勃然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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