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透视】

　　山东是农业大省，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习近平总书记对发挥山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引领作用有着殷切期望，要求山东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这蕴含着一种贯通古今的深邃历史思维。认真梳理齐鲁农耕文明的传统与规律，总结其中的经验与价值，无疑可以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更多借鉴与启示。限于篇幅，本文仅就齐鲁农耕文明中的“农本”思想与“恒产”理论做一些初步讨论。

　　1

　　齐鲁农耕文明是我国传统“农本”思想的重要来源。“农本”思想主要有两个侧面。一是强调农业乃民众的安身立命之本，即“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管子·国蓄》）、“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管子·禁藏》）、“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墨子·七患》）。“农本”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则体现于农业与国家治理、天下安危的关系上。孔子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第一次深刻揭示了“躬稼”是“有天下”的根本性前提;其后，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则精准抓住了土地这一农耕时代的根本问题，阐发了土地的所有权、收益权与民心向背、国家治乱的关系;子路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论语·先进》），将“民人”与“社稷”（对土地和五谷的祭祀）并列，“社稷”成为国家与王权的代称，土地五谷与家国天下合为一体。

　　秦汉以降，齐鲁诸子的“农本”思想逐渐上升为国家价值理念，正如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所概括的，“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利，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历朝“人君”，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其治国方略虽然各有千秋，但在“农为天下之大本”这一根本价值理念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唐太宗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宋太祖说：“朕以农为政本，食乃民天，必务穑以劝分，庶家给而人足”（《宋会要辑稿·食货》）。即便是游牧民族人主中原，也都会很快将治国安邦的重心调整到农桑方面，如元世祖忽必烈的治国大纲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此处“三本”连用，巍然千钧地显示出“农本”在王朝价值体系中的“重中之重”。

　　“农本”思想作为国家价值观，也融人传统社会各级地方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政绩考核中。齐威王时，即墨地方官员因“田野辟，民人给”而被树为典范，而阿地的官员则因“田野不辟，民贫苦”受到严惩。发生在齐国的这两个案例，开启了此后2000多年“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的考核官吏的农本模式。这种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各州县以招民劝耕之多寡为优劣，府道以责成催督之勤惰为殿最”，通过逐级考核，把“农为天下之大本”的价值理念落实到地方治理的每一层级。这一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级地方官吏都比较注重农业生产，不仅推动了许多地方性水利工程的兴修，而且主动作为促进了不同粮食作物的推广。

　　以清代山东官员推进红薯的种植为例。红薯是明代中后期由民间传人中国的，当时只是在南方数省的一些零星土地种植。它在北方的广泛种植，则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事情。乾隆十七年，山东布政使李渭即颁布《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催促各县奉文劝种。乾隆四十一年，山东按察使陆◇颁刻《甘薯录》，再度总结推广红薯的种植。数年后，乾隆帝批复山东巡抚明兴关于在全国刊印《甘薯录》的奏折，“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自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参见郭松义:《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

　　再举一个齐鲁柞蚕向全国推广的例证。柞蚕又称“山蚕”“野蚕”，主要分布在山东东部山区，明代之前的柞蚕基本上是野生状态，山民农闲时摘茧纺丝，获利颇丰。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占耕地的柞蚕开始出现人工放养，成为齐鲁乡村增收的一大副业。清代开始，由于地方官员，尤其是鲁籍地方官员的主动作为，柞蚕放养又由山东推广到全国。如康熙年间诸城刘桨任宁羌州知州，从山东引进数万只种蚕，在宁羌放养，大获成功，当地人感念这位刘姓知州，将“柞蚕绸”称为“刘公绸”。雍正、乾隆年间，汉阴知县郝敬修（高密人）、绵竹县令安洪德（聊城人）、丰都知县王萦绪（青州人）、来安知县韩理堂（潍县人）、大邑知县王隽（胶州人）、遵义知府陈玉璧（历城人）等先后将山东柞蚕引养至陕西、安徽、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据清末的《柞蚕简法》和《樗茧谱》统计，当时柞蚕的放养

上一篇：汉代监察体制的完善及其意义

下一篇：清代辽西山场的设置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