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所见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五种，可称为“五爵”。“五爵”的研讨，将向人们展示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异常奇特的等级酒器礼制，足以显示先秦等级礼制所达到的无与伦比的精致程度。

　　礼书“五爵”与商周“五器”

　　人们在文物考古词典中所查到的器名，是现代分类定名，还有一种器物称谓是“自名”，第三种情况，是礼家所使用的酒器名称。“礼家”通指商周礼乐人员及东周以后的礼书作者、礼制学者。这三种分类方法并不一致，应予区分。

　　礼家把饮酒器记述为五：爵、觚、觯、角、散，通称“诸觞”或合称“五爵”，意味着五者已形成一个“组合”了。从现代器物分类看，爵、觚、觯、角、斝首先是五种不同器形，本文称之为“五器”。

　　罗振玉、王国维以“斝”当“散”，引礼书以为证，朱凤瀚指出其论证仍有不足：“斝”并不是器物自名，而是宋人的定名。“角”“觯”“觚”“爵”也有类似问题。郭宝钧概括说：“殷商盛用的爵、觚、斝、觯、角到西周中叶即中绝。”

　　朱凤瀚论爵：“……皆不会是指上述商西周时期的铜爵。”论觚：“……当非东周礼书中所见用为盛酒器的觚。”论觯：“……似不大可能即是宋人名其为觯的铜器。”论角：“……当是另一类酒器。”这就基本否定了“五爵”与“五器”之为一事。

　　从用途说，爵、角、斝三者同属一系，学者认为它们并不是饮酒器，而是煮酒器或温酒器，“五器”的构成其实是“温酒器+饮酒器”。可问题在于，宋人是上承礼书、把“五爵”全部视为饮酒器的，这个矛盾就很大了。

　　礼书编纂在战国初蔚然成风，礼书“五爵”应视为春秋礼制。“五器”自早周之后便已消歇，在春秋典礼上已不被使用了，那么礼书中的“五爵”会是商周“五器”吗？宋人以“五器”释“五爵”，而礼书所谓的爵、觚、觯、角、散，另有所指。由此，“礼家的酒器称谓自成一格”的论点，就有辨析的必要了。

　　“五爵”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仪礼?士冠礼》贾疏：“案《韩诗外传》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对这些“若干升”的容量之辞，我们是这样理解的：“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之“爵”意谓此器容量一升，“散”（斝）意谓此器容量五升，仅此而已；“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之“觯”意谓此器容量三升，“角”意谓此器容量四升，仅此而已。也就是说，组成“五爵”的爵、觚、觯、角、散（斝），并非商西周之“五器”——“五爵”乃是容量概念，而非器形概念。

　　《礼记·礼器》有一段论述，把饮酒器和盛酒器的使用原则，概括为“以小为贵”：尊贵者的饮酒器较小，卑贱者的饮酒器较大。东周礼制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数列化”，相应地饮酒器也“数列化”了：饮酒器逐渐固定为五种，其容量逐渐形成为一至五升的等差数列，以便精细区分贵贱尊卑。在这时候，爵、觚、觯、角、散（斝）五个器名，被拿过来用以指称五等饮酒器，是即“五爵”。

　　宋人是拿了礼书所见之爵、觚、觯、角、散（斝）之名，反过来为商周“五器”命名的。我们目前推定，“五爵”是袭用旧名而非新造。说“爵”就是一升之器，说“觚”就是二升之器……这对礼乐人员的陈设赞导，对饮酒者的献酢酬，甚为简捷。所以“五爵”称谓自成一格，所指已非“五器”，这不仅仅是“名实贸迁”的问题，还包含着称谓原理或命名策略的变化：“五爵”是“依容量而定器名”“依用法而定器名”的，同“五器”的“依器形而定器名”，在原理上大相径庭。“五爵”系“礼学话语”，而非“器物类型学话语”。

　　另外，还有若干先秦资料可以印证其容量传述。郑玄、贾公彦都认可《汉礼器制度》的礼学价值，认为它“多得古之周制”。在《韩诗外传》之前，还有《考工记》《汉礼器制度》两种文献，也记有爵一升、觚二升、觯三升之制，印证了“因容量而定器名”与“因用法而定器名”的礼制存在。在“五爵”之外，毛诗学者还有一个“觥大七升”之说，也在传述着“容量化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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