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作为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王朝，其国家发育过程中胡汉两种制度、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构成了现代史家探讨的重心(新近概括性的回顾可以参考徐冲：《近三四十年北魏史研究的新动向》，《上海书评》2017年3月7日。以中文世界的研究而言，田余庆《拓跋史探》及何德章的一系列较有影响的论文，大体都可以在这一脉络下加以理解)。另一方面，由于国史纂修及《魏书》成书过程中对于代国及北魏前期不雅驯的政治制度多有整比删落之处(刘知几《史通》中便已指出了这一现象：“收、弘撰魏周二书，必汇彼夷音，变成华语。”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页。关于北魏国史纂修的曲折过程，可参读陈识仁：《北魏修史略论》，收入黄清连编：《结网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233～274页。关于《魏书》修纂的政治背景，可参读佐川英治：《东魏北齐革命と〈魏书〉の编纂》，《东洋史研究》第64卷第1期，第37～64页)，使得北魏前期历史的面貌显得晦暗不明，近年来学者尤其注意发掘隐藏在寻常史书文字背后的鲜卑旧制(新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可举出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散落在《魏书》各处关于“客制”的记载，虽然在整个北魏史上并不构成关节所在，但恰好是一个用常见描述汉制的话语掩盖了制度背后胡汉杂糅复杂性的案例，值得拈出做进一步的讨论。

　　关于“客制”的记载虽然琐碎且较为分散，但在《魏书》中出现的频次并不低，之前已引起学者的注意，积累了不少讨论[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日本学者佐久间吉也《北魏の客礼について》(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东洋史学论集》，东京：清水书院1953年版，第61～73页)一文。该文收集相关资料，指出客分上、次、下三等，给予不同等级的官爵及赏赐。蔡幸娟《北魏时期南北朝降人待遇——客礼——研究》(《成大历史学报》第15期，第351～408页)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细化，并将其扩展到对整个“降人”群体及其待遇的研究。近来安介生《略论北魏时期的“上客”、“第一客”与招怀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第18～26页)对此续有讨论，可惜未注意到之前的两文。另，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7页)一书中也有简要涉及]，若检索墓志材料，也能得到印证。先行研究主要聚焦于北魏如何利用这一套制度，比照降人的情况，给予不同等级的待遇，尤其在北魏安置平齐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学者多将“客制”目为在南北对峙的状况下，北魏招徕降人的一种手段，即在传统怀柔远人、安辑降附的脉络下展开论述，并分析其效用。之前学者之所以瞩目于此，或是缘于利用“客制”安置平齐民，是相关记载中最为集中又相对翔实的。以下首先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事件中客制的运作以及运作中展现出来的特征做进一步的申论。

　　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南朝刘宋内部发生了明帝刘彧与刘子勋争夺帝位的内乱，在刘子勋兵败被杀后，原本在内战中支持刘子勋一方的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汝南太守常珍奇等率众降魏。北魏借机派遣大将慕容白曜平定青齐。在此后的两年中，宋魏双方在此区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一大批原本处于宋魏边境的青齐豪族，如房法寿、刘休宾、崔道固等人或主动投效，或力屈而降。北魏将这批地方豪强及其部曲义附迁至平城附近，设立侨郡安置，形成了著名的“平齐民”(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122页)。对于平齐民中的大姓民望，北魏将其纳入客的不同等级中，给予不同的待遇。客等级的划分，主要参照其在战争中归附的先后，兼及原先在南朝的官爵(见《魏书·刘文晔传》所载刘文晔与孝文帝的论辩，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66～967页)。如薛安都等人主动归魏，被列为上客，赏赐丰厚。对房法寿、房崇吉、刘休宾、崔道固等人的安排为“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刘为下客。法寿供给，亚于安都等”(《魏书·房法寿传》，第970页)，所依据的便是这些人对于北魏的态度。房法寿系主动归降，房崇吉虽在升城竭力抵抗，但是后来袭取盘阳归魏，也算是将功赎罪，故列为次客，而崔道固、刘休宾则是抵抗到最后，力屈而降，所以以下客处之。房法寿虽为上客，但供给亚于薛安都，或是因其在南朝的地位远低于薛安都的缘故(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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