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学界对墓葬随葬品内涵的解读似乎一直停留在最直接、浅显的表征上，认为无论地上地下，物质的属性和功能都是为了满足人生前死后同样的需求，因此往往将随葬器物与墓主人的品性、经历和喜好等直接钩联，完全不顾及属性完全相悖的器物在同一墓葬伴出、功能相互抵牾的器物出现在同一墓主之侧等考古发现。汉代墓葬随葬酒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海昏侯墓中发现随葬包括饮酒器、储酒器以及大型酿酒器等，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这一考古发现并不一定意味着墓主人生前嗜酒。汉墓随葬品的配置既是旧礼制的延续，也是新风尚的呈现，其中一些随葬品或购置于市场，或来自他人赠送助丧，都服从于礼制与时代风习，未必与墓主个人喜好直接相关。随葬酒与酒器也是汉代贵族阶层注重养生、渴望延年益寿的观念延及身后世界的反映。长沙马王堆汉墓此类医书的出土，直接反映了汉代的养生观念，而酒与酒器的盛行则在一定程度上将此观念曲折地反映在汉代的丧葬文化中。

　　关 键 词：汉代/海昏侯墓/汉代酒器/随葬礼仪

　　标题注释：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　　

　　作者简介：马利清(1969- )，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要从事秦汉北方民族历史与考古学研究。

　　考古发掘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以保存完好的墓园、上万件奢华的随葬品和墓主人特殊的身份地位而举世瞩目。其中，墓葬中随葬的一批酒器也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这些酒器不仅有盛酒器、饮酒器，还有难得一见的大型酿酒器，甚至还见有商周时期的古老酒器，可谓种类齐全、数量众多，以至于在墓葬的北藏椁东部辟出一个专门放置酒器的酒器库。这似乎反映出海昏侯刘贺与酒深深结缘，至死都要将这些心爱之物带到地下王国。有学者猜测刘贺是一个好酒之徒，因为仅仅作了27天短暂的皇帝旋即被废，之后政治前途暗淡，于是便沉溺于酒色淫逸之中，这种猜测似乎也合乎情理。因为墓葬还出土了几件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因此还有学者提出刘贺是位有品位的大收藏家的大胆揣测。那么，就因为墓葬中随葬了这些酒器便可认定刘贺是好酒之徒抑或是收藏家吗?愚以为此一问题还值得深入探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墓葬随葬品内涵的解读似乎一直停留在最直接、浅显的表征上，认为无论地上地下，物质的属性和功能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前死后同样的需求，因此往往将随葬器物与墓主人的品性、经历和喜好等直接钩联：比如墓中随葬酒器即说明墓主人好酒，随葬兵器则为尚武，随葬医疗用具则为体弱，随葬性具则为淫荡，随葬金银玉器多属生活奢靡，随葬简牍帛书多半勤读好学……诸如此类，完全不顾及很多时候属性完全相悖的物质在同一墓葬伴出、功能相互抵牾的器物常常出现在同一墓主之侧等考古发现。就如海昏侯，如果把所有随葬品反映的特性都加诸他个人，那么，他既可能是体弱多病的，又是强壮好斗的；既是奢靡淫荡的，又是勤于读书的；既是谨小慎微的，又是敢于僭越的；既是注重养生的，又是短命不寿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墓葬随葬品中或许有一些是墓主人生前的喜好之物，但不是所有的随葬品都与墓主人本人有关。应该说，很多随葬品是遵守古礼依照丧葬制度的规定，根据墓主人所处社会阶层、经济实力、生死观念、风俗习尚等因素为其死后的地下世界安置的程式化、符号化、商品化的物品。

　　考古发现揭示，大约从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起，墓葬中即已出现陶质酒器如尖底瓶、双联壶、盂、杯等，之后陶尊、斝、盉、爵、觚陆续出现。到商周时期，青铜器爵、角、觚、斝、尊、觥、觯、卣等一整套酒器成为贵族墓葬随葬品中不可或缺的礼器，平民墓中也常见一觚一爵等最简单的酒器组合随葬。尤其在商代，无论男女老幼高低贵贱，酒器成为随葬品中占绝对比重的组合器物。如商代后期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中就出土了一大批酒器。在其210件礼器中，仅酒器就有方彝、尊、觚、壶、爵等15种175件，占全部礼器的74％，但不能因此就肯定地说这位女性嗜酒如命。西周中期以后，酒器虽数量相对减少，但仍仅次于以鼎簋为核心的礼器组合。虽然酒和酒器作为中国古代贵族奢侈生活和特权的象征，仍然在男性贵族墓中必备，女性墓葬中酒器的随葬一般不如男性墓葬那么普遍且讲究成组成套，但也并不罕见。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对酒器的使用也有严格明确的规定。据《礼记》载，因参与祭祀或宴会者的身份不同，所使用的酒器也有所差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1](P639)战国中山王墓开始出现椁室及其左右的“东库”“东北库”“西库”，还有包括墓南的车马坑、船坑、杂殉坑等功能分区，初具正藏、外藏的雏形，酒器一类庖厨用具开始有了专门的安置场所。西汉初期出现“正藏”“外藏”系统之分，前者包括“明堂”“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等的正藏系统，后者则为各类陪葬坑及随葬品，即所谓“婢妾藏也”“厩厨之属”。此时，大型贵族墓往往在不同功能的墓葬随葬品分区中专辟有酒房或酒器库。王侯贵族墓葬中除了黄肠题凑、金缕玉衣等特殊的由皇帝赐予的象征等级地位的标志物外，仍以随葬车马、庖厨用具以及酒器、乐器、武器等传统的礼器作为身份的标志。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的日益丰盛，造酒和饮酒之风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司马迁甚至认为酿酒业是汉代工商产业中的致富之首，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2](P3274)，财富埒比千乘之家。昭帝时始为酒设专税，规定每升酒卖四钱[3](卷7《昭帝纪》，P224)。约成书于西汉中期的《九章算术》卷七《盈不足》载：“今有醇酒一斗，直钱五十；行酒一斗，直钱一十。”[4](卷七《盈不足》，P394)酒开始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的常用饮品。考古发现揭示，汉代随葬酒器活动十分盛行且有扩大的趋势，不仅在贵族墓中流行，平民墓中也不罕见，不仅男性墓随葬酒器，女性和儿童墓葬也同样随葬酒器。很明显，后者大多不是出于好酒，而只是从众，与社会流行的丧葬习俗保持一致。就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酒器而言，它可能反映海昏侯所在的那个阶层共有的某些礼仪特征，但不能反映其中每一个个体的喜好。他们中有的人也许确实好酒，但有的人可能并非如此，但都按部就班地依照礼制随葬了大量酒器。其中有的高级酒具来自皇帝或宫廷赏赐，有的属于家传自铸，还有一批则属于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后者很多都千篇一律、良莠混杂，丝毫不能代表墓主人的个性和个人喜好。由此可知，汉代随葬的酒器种类及数量是作为衡量墓主人社会等级地位的标志，是遵从丧葬习俗的普遍规则，是风气使然，也是时代审美特征的反射。当然也可能是墓主个人意志的反映，但未必仅仅因为好酒，也有可能仅仅是把酒作为养生的偏方和药引，这在重视养生的汉代社会并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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