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与商榷】 　　

　　明代白银问题近年来广受学界关注。光明日报《史学》版2018年8月27日刊发邱永志《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认识误区辨正》一文，对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内在机理、晚明是否出现所谓的近代财政转型等作了梳理。笔者以为从盐商与差役的角度切入，能对相关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以往人们对中国近世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认识，往往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这两大主要由盐商发展起来的商人群体的势力和影响，在明清社会经济发展中引人瞩目，因此，论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长距离贸易、大商业资本和地域性商人集团，总离不开盐商的历史。盐商的形象往往被描写为一群具有商业精神、资本雄厚、甘冒各种风险与政府和各色人等合作而获利肥己的商人，盐商的活跃也被视为明清商品经济发达的明证。同时，按照一般的认识，明清中国进入“白银时代”，明中叶作为“贵金属货币”的白银进入食盐禁榷运作体系，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盐商的身份，创造了盐商的自由发展空间，带来明清市场的繁荣和转型。但事实上，明代盐商在王朝贡赋体制中与生俱来就是服役的商人，承当盐商，无论是在明初的开中制度下，还是在后来的食盐专卖体制中，都是一种役。明中叶白银货币进入食盐流通和盐课征收领域，政府对盐商的管控越来越严。笔者试图以国家盐法重地和经济中心的两淮两浙盐区为例，通过分析明朝国家管理盐商的政策，说明在财政体制从实物劳力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转变的过程中，盐商与王朝国家之间的服役身份不但没有改变，甚至在新的机制下得到加强。　

　　明前期政府募商服役　　

　　明初的盐商受开中法的管控，而开中法是一种盐业专卖制，它招募人来服盐商这种役。开中法的目的是国家要获得边镇粮草的供应，所以它让渡给盐商盐业专卖权（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具体来讲，政府让盐商到指定地点交纳粮草等实物，然后拿着凭证到产盐地的盐务机构换取盐引，获得实物盐并运到指定区域销售。因为盐商在边镇交纳的粮草是实物，到运司、盐场获取的盐也是实物，其在边镇交纳的米粮，如非就近囤种的话，还要自付较高的运输成本，其在东南产盐地获得的实物盐，也要自付运输成本，而运输成本也包括盐商的劳力，所以从本质上讲，明前期的开中法是实物劳力财政体制在盐业领域的具体表现，此法下的盐商是实物赋役的承担者。　　

　　开中法的实践方式为招募。史载，“凡遇开中盐粮，务要……召商中纳”（洪武《诸司职掌·盐法》），其中“召商”就是招募盐商，“中纳”便是纳粮开中。也就是说，明初开中法下的盐商，可以自己掂量成本、风险和利润，自主选择是否做盐商。虽然招募方式看似给盐商提供了一定的选择权，但选择做盐商之“军民客商”，并非自由之身，他们是明初“画地为牢”里甲制下的编户齐民（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明初，朱元璋按照百姓所从事的职业定立户籍，将他们分别编为军、民、匠、灶等，控制在一定区域，并希望身份世袭以保证其统治的稳定性。如果追问明初盐商的出身，肯定为上述编民，而这些有户籍乡贯且身份世袭之人，自然并非自由之身。　　

　　此外，与明中叶盐商出现分化，不同盐业环节由不同盐商负责不一样，明初盐商要完整经历在边纳粮、下场支盐和完成运销的系列环节，才能核算个人利润。　　

　　明中叶白银进入“开中”带来盐商分化　

　　明宣德至成化年间，白银逐渐进入财政运作，赋役折银从田赋到差役，再到榷盐等领域，逐渐形成以白银货币为主要核算和支付手段的财政体制。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领域、多层次、多环节的变化，盐商不用在边纳粮开中盐引，直接在两淮两浙运司交纳白银，即可获得盐引，形成在司纳银制，从而给盐商分化带来契机（藤井宏：《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不过，边镇粮草的储备事关国防安全，所以在运司纳银开中的办法不久便被户部取消，依旧维持原来在边纳粮开中的政策。　　

　　然而，另一种在司纳银制应运而生，它与余盐制有关。具体来讲，盐商依然运送粮草在边镇交纳，获得凭据（仓钞）后到两淮两浙运司换取盐引，在支盐时，通常得以成倍或数倍支取。一开始，这些超出盐引规定数额的盐都被定义为私盐，但盐商以交纳白银（余盐银）为代价，使这些私盐变成了合法的余盐。这种做法逐渐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制度，余盐银成为一项税收。到嘉靖年间，两淮两浙正、余盐之间的配比逐渐稳定至一比一的比例。在余盐管理规范化过程中，在司纳银制演变为针对余盐交纳余盐银，而非之前针对正盐纳银开中的制度。白银进入开中法以后，使得盐法呈现针对正盐引的开中法和针对余盐引的在司纳银制并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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