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孝宗实录》是明朝中期纂修的一部重要官修史书，其编纂方式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该书在诏令、奏疏的收录和人物传记的撰写及评论等方面都体现了直书实录的编纂思想，而且还首次专设“稽考参对”官以保证纂修质量。孝宗皇帝被誉为“中兴圣主”，后人对其虚怀纳谏、勤于召对等事迹的传播，以及对其施政措施的借鉴主要来源于《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反衬了实录纂修中垂训后世、以史资治的思想。《明孝宗实录》还是一部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史，纂修官出于君臣之义以及现实考量，又要塑造出高大丰满的贤君形象，体现了为尊者讳的编纂思想。

　　关键词：《明孝宗实录》 编纂思想 直书实录 以史资治

　　作者简介：时培磊、程彩萍，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明实录》是明朝官方纂修的重要史书，自近代以来经傅斯年、吴晗等人的发掘，它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逐渐被学术界重视起来。特别是近些年来，经南炳文、谢贵安等学者的整理和研究，《明实录》逐渐成为明史和史学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是就现有研究来看，多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明实录》的纂修情况进行探讨，而缺乏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的细致考察。本文选取明朝中期纂修的《明孝宗实录》作为个案，对其编纂思想进行探究，以期从官方史学的视角为《明实录》的研究寻求一些突破。

　　一、资料汇编与直书实录

　　《明孝宗实录》始修于正德元年(1506)，完成于正德四年(1509)，全书共224卷，记载了明孝宗在位18年的历史。《明孝宗实录》的叙事方式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将诏令、奏疏、捷报等经过初步处理排列在一起，形成类似于资料汇编式的编年体史书。由于废止了《起居注》《日历》等的修纂，所以《明孝宗实录》的取材更多依靠于一手的国家档案。因为纂修者基本没有根据档案资料进行重新撰写，这使得《明孝宗实录》接近于没有经过二次加工的资料汇编，反而增加了实录记载的客观真实性。

　　《明孝宗实录》中诏令的载录基本保持了原诏书、敕书的原貌，摘录的奏疏虽然有删减，但大多止于文字上的处理，保存了其核心内容。如南京太仆寺寺丞文林在弘治元年(1488)上疏阐述新政各项举措，其文集全文收录了该奏疏，其中一条建议广开言路，现截取一段原文如下：

　　新政之初，正宜开四门，达四聪，以来天下之直言，以示天下无壅蔽，而乃为是狭隘乎?往事已矣，臣伏愿陛下敕在廷公正大臣，或翰林院官，将成化元年以来至二十二年诸谏官及大臣章疏逐一择取，其识大体议论正当、有关风化、有益朝廷、言之有验、先晦后明一时屈抑者，今别等第列为简编，政事之瑕命执事者读之一过，果合圣虑，生者不次擢用，死者赠谥有差。

　　《明孝宗实录》对该奏疏做了较多删减，但保留了其要表达的主要内容。其文如下：

　　开言路。愿新政之初，明目达聪，及命大臣并翰林官日侍左右，择成化间章疏议论谠正者，类为一编，以次施行。

　　再如孝宗皇帝召对的内容基本与当事人所记无差。现摘录李东阳《燕对录》中所记召对一则，与《明孝宗实录》中的记载对比如下：　　

　　由此可见《明孝宗实录》卷二百一十四中记载此次召对的内容以及有关君臣的对话，基本与《燕对录》记载一致，这也很明显的反映出实录纂修中资料汇编的编纂特点。

　　《明孝宗实录》经过编纂官撰写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大臣的传记中，其对传主的评价较之其它有关传记，整体上更为客观与准确。如碑传类传记通常是为纪念传主、宣扬其生平事迹而作，往往赞扬有余，有失客观。万斯同高度赞扬《明实录》记载人物客观准确，将碑传、家传等传记进行比对考辨，最后据实直书：“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明孝宗实录》在这方面的直书实录特点比较明显。

　　如寿宁侯张峦，在孝宗一朝凭借外戚身份生活奢侈，屡次奏讨庄田。明孝宗曾将太监万喜等所还庄田内河间府三所给张峦，余下顺天、保定等处十所收归官府。而张峦不满，要将这十所庄田占为己有，孝宗没有应允。弘治四年(1491)张峦请给勋号并诰券，吏部尚书王恕极力反对，并抗言称：“皇后正位中宫才三年，峦即蒙恩封伯，又急有此请，恐人情惊愕，有累圣德，乞迟数年以息人言。”孝宗皇帝不听劝诫，仍然加给张峦勋号。从以上行为看，张峦并非淡泊名利之人，而其墓志铭却宣扬张峦矜持节俭：“公列爵武胄中，资其清慎俭约，以渐染乎勋戚之家，使之有所矜式。”其神道碑亦赞叹道：“夙夜不忘礼接士大夫，谦谨愈甚，未尝以富贵骄人，素俭约，不肯妄费。”以上碑传记载其节俭有度，显然为溢美之词。而《明孝宗实录》张峦传则直言不讳，褒其谦恭，贬其奢纵：“峦既贵显，知敬礼士夫，待故旧皆有恩意，人多誉之。然颇自盈溢，为后来奢纵之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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