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学术界对明清海上丝路的研究，多关注于官方的朝贡贸易，而忽略了民间层面的海上经贸活动。民间海上经贸活动主要表现为“借贡兴贩”、特许贸易、走私贸易等三种形式。在明清严厉的“海禁”政策背景下，民间海上经贸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断。一方面，国家通过政策的调控与法律的约束以及与地方社会的协作等方式，形成了对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掌控；另一方面，商人的利益诉求也得到了应有的关照。这种国家、地方、社会之间所形成的有效的协调机制，也为民间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常开展提供了保障。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民间贸易　朝贡贸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的整理与研究”（１９ＡＴＱ００４）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立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古代中国以闽、粤两省的主要城市为枢纽，从海路上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明清时期而言，因“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海上贸易多表现为以官方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事实上，除了官方朝贡贸易外，在“海上丝路”中还活跃着诸多民间的商贸往来，却一直被学术界所忽视。① 那么，明清时期海上民间贸易有哪些表现形式？它们的贸易行为是否被纳入到了国家管理体系之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有几件重要的明清档案史料，本文以这些档案史料为依据，试探讨国家与社会在明清时期民间“海上丝绸之路”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民间海上贸易的多种形式

明清时期施行严厉的阶段性海禁政策，明初就禁止濒海居民私自出海。洪武二十七年（１３９４）规定： “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②入清之初，为进一步抑制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清廷亦制定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特别严禁运输粮食等货物，一旦被官查出， “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③。对于停泊靠岸的船只，“各该督抚镇俱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阻拦，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④。将商贸活动严格限制在由官方操纵的朝贡贸易体制内。所谓朝贡贸易体制，是指藩属国在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后，可以携带贡物来京觐见，皇帝亦会“回赐”贡使，并据其身份高低，给予不同等次的“抚赏”。但在官方朝贡贸易之外，明清时期还存在着诸多形式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

民间贸易的第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借贡兴贩”，即在官方允许的朝贡贸易期间，外国贡使等人员在民间私下进行的贸易活动。如日本的朝贡贸易，由设立在宁波的浙江市舶司掌管。日本使节先到宁波歇脚，等待明廷的许可，方许进京。在此期间，他们的随行人员如僧侣、商人等，也被官方所允许夹带货物，同中国商人私下贸易， “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⑤。这种贸易行为，即使是在入京的沿途中也广泛存在。日本卖给中国商人的大多是丝绵、棉布、药草、砂糖、瓷器、书画以及各种铜器、漆器等，而从中国购买的物品则主要是生丝及丝织物。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规定： “外国贡船所带货物，停其收税。其余私来贸易者，准其贸易，听所差部员照例收税。”⑥贸易完成后，交易者不得久留内地，一并遣还， “贡船回国，带去货物，免其收税”⑦。乾隆年间，因琉球国地处偏僻，物产无多，为勉其向化之诚， “凡贡船只，准带土产货物银两，在闽贸易，建设柔远驿馆，抚恤安置”⑧。

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政府也会特例准许一些民间正常的商贸活动，成为民间商贸的第二种形式。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廷为解决国内铜斤短缺的困境，曾下令：“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关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供官用。”⑨这是为解决国内物资所需而特许的民间商贸活动。此外，出于民生的考量，政府也会允许沿海一些居民出洋经商。雍正初年，福建福州、兴化、泉州、漳州、汀州五府地狭人稠，民生惟艰，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请于厦门设立正口，准令商民开洋贩运茶叶、雨伞等物至暹罗等地，兑换燕窝、呢绒，“借贸易之盈余，以佐耕耘之不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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