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改典客和大行官名。由现存各种史料可以确认典客和大行在更名前是并存的两官。这表明《史记》对此问题的记载属实。而典客和大行在更名前应是统属关系。结合典客和大行各自官名的渊源与内涵以及更名发生的政治背景，可以认为“典客”这一官称因难以匹配当时王国在汉朝的政治定位而被废弃，“大行”则因具有礼书文献的依据和“尊天子”的政治寓意而胜出。同时，是次更名亦应视为文景时期朝臣要求汉廷约束诸侯以及完备天子之礼的产物。

　　关键词：典客；大行；行人；朝礼；官名改称

   作者简介：孙梓辛，清华大学历史系。

　　一 问题的提出 

　　《史记·孝景本纪》载，景帝中元六年（以下简称中六年）：

　　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①]。

　　考《汉书·景帝纪》记此事，但谓“十二月，改诸官名”[②]。由此可见，“更命”意为更改官名，也作“更名”[③]。不过，这次官名改称中有一现象值得留意，即“大行”这一官称出现两次，而且跨越了改称前后。从《史记》的记述看，大行和典客在改称前当是并存的两官，经过此番更名，典客采用了大行的官称，原来的大行则更名为行人。因此，虽同名“大行”，但所指却前后相异。

　　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以下简称《百官表》）记载是次官名改称的具体内容与《史记》有所不同。关于“典客”，其谓：

　　典客，秦官，掌诸侯[④]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初，置郡国邸属少府，中属中尉，后属大鸿胪[⑤]。

　　由于“大行令”可省称为“大行”[⑥]，故在景帝中六年典客更名为大行（令）一事上，《汉书》与《史记》所言并无不同。问题在于，《汉书》未提及当时曾更名“大行为行人”，只说典客的属官行人（令）在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为大行令。 

　　当然，史书记事本即十分有限，其未言之事未必是当时没有发生。但《汉书》的这一阙载还是使后人对景帝中六年是否更名“大行为行人”以及此前大行果否存在等问题产生了疑窦和争议。如胡三省因景帝中六年之前史书中已见“大行”，故怀疑班《表》所述有误抑或此是后来“追书”[⑦]；梁玉绳认为《百官表》记载更确，《史记》内容多伪[⑧]；王先谦采纳《史记》之说，认为武帝太初元年行人改大行令是再更名也[⑨]。那么，事实究系如何？《史》、《汉》各自对景帝中六年大行、典客官名更改的记载，孰更全面确凿呢？此外，“大行”、“典客”、“行人”三个官称又是何种关系？特别是“大行”这一官称何以能够取代“典客”，并在西汉的两次官名改称中反复出现？这些正是本文意欲讨论的问题。

　　带着上述问题回顾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多数研究的旨趣皆在于考证和梳理典客与大行在秦汉时期的职掌及沿革[⑩]，而对大行、典客更名的原因，以及这些官称各自的内涵和关系较少关心。即使在前一方面，相关成果亦是良莠不齐，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容易混淆汉初不同时段“大行”的具体所指。

　　管见所及，以下几位学者对本问题的考释贡献良多。先是王献唐考证临淄所出“齐大行印”封泥为景帝中六年前之大行，复据此认为：“惟班《表》行人，但言武帝更为大行令，不言前为大行。”[⑪]可见王氏的结论实是采信《史记》之说。可惜其书流布不广，以致该说在学界影响有限。其后，廖伯源在考察汉代爵位制度时尝试解释何以《史记·孝景本纪》会将大行与其他诸卿之更名同述，其谓：“因典客之前后变名为典客、大行令、大鸿胪，而其属官大行之前后变名则为大行、行人、大行令，典客之变名与其属官之变名有相同者。补《史记·景纪》者误以典客之属官大行为九卿，而与其他九卿同述其变名。”[⑫]按，廖氏此说已得汉代典客与大行关系演变之实，惟其论证稍显简略。至于对《史记》记载大行原因的推测，亦只备一说。 

　　更为细致的考证当推此后熊谷滋三和黎虎二氏的研究。熊谷之说的内容，因下文有详细讨论，此不复述。要言之，熊谷对官名改称史实的考证基本可从，但其解释却存在一些问题。相较而言，黎虎对西汉时期典客、大行、大鸿胪的实际任职情况做了更为细密的梳理，明确了此间诸官的隶属关系及其变化。他主张景帝中六年以前大行是典客的属官，二者分工合作负责朝会司仪[⑬]。按，此说可从。不过，黎文并未讨论汉廷为何要更改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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