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是殷人末代王者，据史书记载，纣王耳聪目明，材力过人，但他却不行正道，好酒淫乐，枉杀忠良，暴虐百姓，终落得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为周武王所伐灭。商周更迭是中国古史上的大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开篇即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大抵如是。商纣王既为天下一人，又处身历史剧变时代，无疑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受到学界研究的关注。武王伐纣，史书昭昭，又有出土临潼“利簋”为证，其说不疑。今日学界对于商纣王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历史功过的评价上，为其翻案者，比比皆是，或以为传统的纣王暴虐之说不可信。相比之下，学界目前对商纣王其他方面的史事关注甚微，如纣王的身世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纣王的身世之谜涉及到了商代的继承制等史实，意义非凡，故不可不辨。今笔者不揣鄙陋，试就纣王的身世问题及其相关史实进行考察，不当之处，祈请学界专家斧正。

　　关于纣王的身世问题，典籍文献主要有三种记载：

　　其一，《吕氏春秋·当务》记：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后。

　　其二，《史记·殷本纪》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其三，《孟子·告子上》记：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

　　其中，《孟子》所载实以微子启为商纣王之叔父，学界均以其言不可信，故无需赘述。以上观点中，较大争议的存在于《吕氏春秋》与《殷本纪》之间的记载上，两者最大的不同即在于微子启与商纣王之间到底是同母还是异母的关系?从古书的不同记载可知这样的分歧很早就已经存在了，司马贞《史记索隐》于《殷本纪》下记，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据《吕氏春秋》谓微子启与商纣王为同母。至今人，则多是两说并存，笼统论之，以谓商代已存在嫡庶之制，对于不同史料之间的差异则未作考辨。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史记》和《吕氏春秋》之间的不同记载呢?

　　笔者以为，商纣王与微子启当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吕氏春秋》的记载只是想象之辞，不符合商代的宗法继嗣制度。

　　对于商代的继承制，学界曾有较大争论。早在二十世纪初叶，王国维先生写就《殷周制度论》，文章大气磅礴，纵横开阖而又震聋发聩，即便是今日看来，仍不失为历史名篇。文中论及商人继承制度时谓：“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帝辛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这就是商人继承制度中著名的兄终弟及说。王国维的这一论断影响广泛，很长时间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对此，胡厚宣首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最晚在商末已经有了嫡庶之制。陈梦家则认为，商代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并用，传兄之子与传弟之子并行，皆无主辅之分。李学勤先生则认为，商代是子继为常，弟及为变。以上专家皆以商王王位继承为依据来讨论商代的继承制度。而后杨升南、常玉芝等把研究材料扩展到“家谱刻辞”上，通过“家谱刻辞”的记述认为，商代的继承制度应是以子继为主。“家谱刻辞”记：

　　1.兒先祖曰吹。

　　吹子曰（奚戌）。

　　（奚戌）子曰

　　X子曰雀。

　　雀子曰壹。

　　壹弟曰启。

　　壹子曰丧。

　　丧子曰养。

　　养子曰洪。

　　洪子曰御。

　　御弟曰（亻殳）。

　　御子曰（支竟）。

　　（支竟）子曰X（《英藏》2674）

　　从“家谱刻辞”所记儿氏家族继嗣上看，儿之世系中的“子”非继位为族长的嫡子莫属，而且继位的亲子又均是以长者为先，辅以弟及。但是对于“家谱刻辞”，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或以为真，或以为假，故“家谱刻辞”的真假对于我们探讨商人的继承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曾有过讨论，研究认为“家谱刻辞”中“”又见于《合集》20087卜辞，它为“家谱刻辞”的研究提供了多层次的价值，包括了字体特征、历史史实（血缘和家族身份）、甲骨时代、书体风格等诸多层面的映证，尤其是自“家谱刻辞”研究以来，它首次为我们证实了“家谱刻辞”中兒氏家族与其内部人物X之间的必然关系。这足以证明“家谱刻辞”当属真品。故商代的继嗣制度当是嫡长子继承制。

　　此外，甲骨卜辞曾见“帝子”和“介子”的称谓作：

　　弜乎（呼）汰帝子御史（事），王其每（悔）。历一类（《合集》30390）

　　侑于介子。宾一类（《合集》1623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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