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有关“最早中国”“最初中国”的讨论成为歧义纷呈却难以回避的热点。二者的基本内涵是相同的，即都是探讨“中国”何时开始形成或最早出现。“最早中国”侧重时间节点，而“最初中国”强调的是一种最初的形态。就准确程度而言，“最初中国”这一称谓似更为合适。

　学术界热议“最初中国”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热门话题之一就是对“酋邦”和“早期国家”的讨论。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历史时，常常使用“早期中国”概念，无论争议大小，在年代上主要指先秦时期。而把“最初中国”作为单独概念予以专门讨论，则是近年才明确开始的。2009年，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中国”。2014年，他在《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一书中，进一步讲述了二里头这个“最早中国”的由来。何驽并不认为“中国”最初的诞生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出陶寺遗址才是最初的中国。李新伟将“最初中国”定义为中国各主要史前文化区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密切交流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公元前4千纪后半叶初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其实，从中国史前文化交流共同发展这一角度提出“最早中国”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张光直就已言及，认为约公元前4000年中国相互作用圈中的各地史前文化便是最初的中国。

　　1991年，苏秉琦提出古代中国演变的“三部曲”，即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和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他认为，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在此时，当时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万邦中有一个不十分确定的中心，这时的“中国”是“共识的中国”；夏商周三代，由于方国的成熟与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式“中国”，即周天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想“天下”；秦始皇统一大业和秦汉帝国则标志着“现实的中国”的形成。

　　相比之下，苏秉琦“最初中国”的提法较为具体，把尧舜时代万邦活动的中心——晋南一带作为其所在。首先，万邦与“中国”是不同的，史前存在着众多不同区域的文化及其代表的社会，类似“万邦”，但只有万邦共识的中心之地才是最初的中国。其次，早期中国存在一个由小变大的过程，文化、政治、经济不断持续发展统一。最后，“最初中国”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意识形态共识上的中国。

　　从地理意义向政治意义过渡

　　这里谈论的“中国”不是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探讨文化基因传承而溯源意义上的“中国”。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铭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尚书·召诰》言：“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逸周书·作雒》言：“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可见，周初武王谋划建新邑，新邑处天下之中，便于治理四方，且诸侯方国纳贡职道里均等；又便于敬配皇天，祭祀上下神灵，“中国”之称至少自此开始。在周人意识中，“中国”处于四方之中，治理便宜。因此，关于周初“中国”可以肯定的有二：第一，“中国”为四方“地中之国”或言“地中之都”；第二，“中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即大体指以“洛邑”或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诗经·桑柔》“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其含义显然是完全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非周初地理意义上的“中国”。《诗经·民劳》“惠赐中国，以绥四方”与“惠赐京师，以绥四国”，以相同句式，“京师”与“中国”重复互换。毛传：“中国，京师也”，此处“中国”应特指成周。这不仅说明都邑即国之意，而且此时已将周初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与政治意义上的“中国”结合在一起。

　　可见，最初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中国，即本义为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其都城亦可代指中国。东周时，“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多是政治概念，存在着由地理中国到政治中国的变化过程。因此，最初的中国必须包括两方面内涵，第一，政治形态上必须进入“国家”时期，它是一种国家形态而非“酋邦”，更非“部落”或“氏族”阶段；第二，这个国家应该处于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地中”或“土中”。简单而言，“中国”就是“中”与“国”二字，“地中之国”或“中土之国”即为“中国”，这应该是其最原始的含义，也是判断“最初中国”的标准。

　　陶寺社会诞生“最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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