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史籍反映的诸蕃朝贡次数看，西夏建国前后的确是丝路贸易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从北宋建立到西夏攻取敦煌的75年间，西域诸蕃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向中原政权朝贡，而在其后的时段里，诸蕃朝贡的频率降低到两年一次。唐末五代以降，陆上丝路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主宰丝路贸易的粟特商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回鹘势力的异军突起，甚至可以说五代以后陆上丝路进入了“回鹘时代”。回鹘商人还成为与中原政权进行朝贡贸易的主体，足迹遍及华夏中原与北方草原。一些回鹘商人直接进入中原地区，以致宋朝廷还曾下过针对回鹘民众的“逐客令”：缘于秦陇地区大量回鹘商人聚集，并以此为家，宋朝要求边臣严加看守，并且遣返部分回鹘商人。

关键词：贸易;朝贡;契丹;高昌;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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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心得】

　　唐末五代以来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转型时期，“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丝路盛况不复存在。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与西夏的崛起有一定关系。西夏王朝在公元十一世纪初攻取河西走廊，占据丝绸之路主动脉，这对陆上丝路贸易及西北地区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对此，学界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西夏崛起严重阻滞了陆上丝路交通，甚至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基本中断；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西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畅通，西夏之于丝路贸易并无大碍。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不能很好归结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特点，应当看到其中的复杂因素。如何正确理解西夏时期在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史中的准确定位及其历史借鉴，是当前丝路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丝路畅通与否应包含两层含义：丝路贸易的客体即物流是否畅通；丝路贸易主体即人流是否受阻，应将二者区别对待。学界所讨论的丝路畅通或断绝多指第二层含义。从汉文文献看，仍有一些丝路商旅途经西夏境内抵达中原，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西夏兴起导致陆上丝路断绝。《宋史·回鹘传》明确记载宣和年间回鹘贡使在陕西诸州私自贸易，引起北宋朝廷警觉，下令边臣对途经夏国的回鹘商人严加看管。从河西走廊进入宁夏平原的灵州，东向经夏州进而南下抵中原地区是西夏时期的一条重要通道。当然，也不能避谈西夏兴起后给丝路贸易及交通带来的巨大影响。从史籍反映的诸蕃朝贡次数看，西夏建国前后的确是丝路贸易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从北宋建立到西夏攻取敦煌的75年间，西域诸蕃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向中原政权朝贡，而在其后的时段里，诸蕃朝贡的频率降低到两年一次。这种状况不能不说与西夏的兴起有关。

　　因此，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西夏占据了哪些地区，而是西夏与周边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环境，这恐怕是影响丝路贸易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宋人当时对这一状况也有清醒认识，如宋臣富弼曾讲：“自与（西夏）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往来，盖示怀柔。”明确指出在通好的政治环境下，才出现“商贩如织”的盛况。虽然宋夏双方对缘边贸易都持积极扶植态度，但宋夏之间的关系却变化无常。一旦处于战事状态，双方都严格控制边地人员出入，无疑会影响丝路贸易。庆历年间宋夏交恶，宋朝就下令严查途经夏国的商旅。西夏文献《天盛律令》中也有战时出入边境的严格规定。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夏时期诸蕃并立，呈现割据状态，但追求和平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始终继续，只是丝路贸易的规模、方式和路线发生了变化。

　　唐末五代以降，陆上丝路贸易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曾主宰丝路贸易的粟特商人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回鹘势力的异军突起，甚至可以说五代以后陆上丝路进入了“回鹘时代”。回鹘商人频繁活跃于这一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其中包括西州回鹘、甘州回鹘、龟兹回鹘、民间回鹘等商人。如西夏文献《天盛律令》卷7《敕禁门》中就有专门针对高昌回鹘、大食等地商人贸易的规定。回鹘商人还成为与中原政权进行朝贡贸易的主体，足迹遍及华夏中原与北方草原。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看，回鹘积极参与陆上丝绸之路已经超出了商业贸易范畴，扩展到文化交流的层次。一些回鹘商人迁居内地久留不归，《宋史·吐蕃传》记载大量高昌回鹘商人在鄯州进行丝路贸易，人数有几万之众。一些回鹘商人直接进入中原地区，以致宋朝廷还曾下过针对回鹘民众的“逐客令”：缘于秦陇地区大量回鹘商人聚集，并以此为家，宋朝要求边臣严加看守，并且遣返部分回鹘商人。回鹘商人的迁入，也带来了别具特色的异域文化。今河南开封市郊的兴慈塔，兴建于北宋初期，其二层内壁上嵌有20方伎乐塑像砖。塑像砖上刻画的就是一些菩萨手执羯鼓、曲项琵琶等外来乐器进行演奏的形象，其内容反映的应是北宋时期专供朝廷欣赏的龟兹乐队。由此可见，西夏时期回鹘不仅成为陆上丝路贸易的主力军，回鹘文化还渗透和影响到中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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