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在1980年代中期发轫，影响深远，回顾其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社会史”本身由新而“旧”，逐渐分化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1990年代产生的“新社会史”，原本有突破旧框架、创立新舞台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渐渐自成一体，以“新史学”、概念史为鹄的。1990年代末异军突起的历史人类学，推陈出新，其影响由南而北，渐有燎原之势。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是三个前后递进、有联系有区别的阶段，它们次第登台，对于数十年来的史学潮流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存在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史;新社会史;历史人类学

   作者简介：刘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

客观而言，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或引领潮流，或推波助澜，极为引人注目；同时，社会史本身也在发展中发生变化与更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史、“新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构成了三十年来历史学视角与方法论递进发展的三个阶段。三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有很大区别，尤其是三者内部的张力使之在外部“秀”出了种种色彩，不免使人眼花缭乱。那么，这三者是如何前后相继、推陈出新的呢?其各自内里的演变如何造成了今日的种种表象?本文便是结合笔者这些年来对于国内社会史研究及其演变的观察，细加推究而来。

　　一、社会史：由新而“旧”

　　从1986年在南开大学召开“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至今，全国性的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16届。1986年的会议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国内的兴起。1988年，我参加了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会议。当时，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科学的春天”已经颇有“落花流水春去也”之象，尤其是“史学危机”之论纷起。置身会议之中，深感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乃是当时史学摆脱“危机”的不二路径。①实际上，这股清新之风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之大，至今犹存——在其后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社会史研究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众多学者卷入其中，或是至少是打着社会史的旗号行走。

　　但是，现在看来，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本土社会史理论的缺乏。缺乏理论建树与创新是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通病，其根由与极具特色的学术生态有关，这是一个“宏大叙事”，此处无法展开。理论苍白带来的后果是，社会史本身遭遇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目前现状与西方社会史开创者的原始旨趣相去甚远。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解释《经济和社会史年鉴》之“社会”时说：“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为一种自命不受任何框框约束的刊物充当标题……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②而在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中，“整体史观”早已变成“碎片化”。全局性的碎片化，必然导致社会史“原教旨”的丧失。

　　其次是对“社会史”概念的认识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论；有人视之为一种“范式”；有人视之为一门学科，即“社会生活史”，这是目前得到很多人附和的一种观点，也是最糟糕的结果(容易画地为牢，自我封闭，流于琐碎)，“碎片化”与之直接相关；或是抬高为社会发展史/通史，这一点背离社会史旨趣远甚；也有人把社会史研究随意扩大化、庸俗化，五花八门的菜蔬都往一个篮子里塞。还有，西方人提倡社会史，原本是针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正统史学而言的，而国内的社会史，其研究对象过于狭隘，基本着眼于乡村、边疆、下层社会，很少想到宫廷、名人(心态)、航海、贸易、战争等等，而这些都是可以纳入社会史视野的。③

　　其三，社会史研究本身存在问题。表面上看，这些年的社会史研究百花争艳，很是“主流”，其内里却毫无章法，很多研究只是冠以“社会史”的名目而已。而且，社会史研究异彩纷呈的同时，因其内容的琐碎、孤立，给人一种“鸡零狗碎”的印象，坚守正统的传统史家(实证史学)对此往往不屑一顾。尤有甚者，许多学者“眼光向下”的同时，缺少“思维向上”的能动性；在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说事的时候，只提社会，忽略国家，对于两者的关系更是漠然视之；一些声称做社会史的学者，跨学科视野与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只是流于口头；一些确实做了不少田野调查的学者，在理论上又难以升华。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史研究本身已经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分为区域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两途。一些学者为了纠偏，开始把“区域史与整体史结合”、“国家与社会并重”、“人文关怀”等理念注入学术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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