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清更迭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反思，诸多学人本着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因应社会政治之巨变，感应时代之脉动，扬起“明道”的治学大旗。诸多学人借由“通经明道之钥”的训诂考据，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道，朴实考经证史之学术潮流遂在乾嘉时期蔚为大观。他们通过经典文献的整理和考辨，以恢复原始儒学和圣人之道的本来面目；以厚实的经典考证，来抉发儒家元典的确切内涵；分辨杂入正统儒学中的其他思想，以净化儒学道统，对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文化进行整理和总结，成就斐然。尽管这一学术取向有其时代或思想的局限，但就学术承继、文化脉络传衍而言，则无疑是值得关注的。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和转型时期，清朝近三百年的发展演变，既跌宕起伏，又丰富多彩，值得全面反思与审视。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清代文化不仅在许多方面集往代之大成，而且也展现了新的气息，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之所以会呈现这样一种态势，其关键在于当时人尤其是学人，对中华民族文化所秉持的文化自觉，以及对“明道”的孜孜追求，从而为中华文化的赓续与更新，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 

　　明清更迭，无疑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震荡，更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对未来走向的不断反思。在艰难的抉择中，清廷选择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治理之策，而很多学人也本着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高扬起“明道”的治学大旗。被奉为“清学开山之祖”的顾炎武，曾大声疾呼：“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而他所致力的“救世”，并非着眼于“一姓之兴亡”的“救国”，而是汲汲于文化上的“保天下”。黄宗羲指出，明亡后“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因为在他看来，“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自觉，所以他才会以“医国手”自期，发出“视天下事以为数著可了，断头穴胸，是吾人分内事”的呼吁。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自期，抱持“孤行而无所待”的精神，苦心孤诣地“保其道”。费密则作《弘道书》，以明其志。陆世仪也强调：“学道贵能自任，盖既自任，则便有一条担子，轻易脱卸不得。”凡此，无不体现出他们对“道”的诉求，及“任道”之笃。

　　学术流变，后海先河。赓续清初诸儒之志，乾嘉学人更将“明道”奉为治学之鹄的。如被尊为“汉学领袖”的戴震，自17岁时即有志闻道，终其一生皆以“君子务在闻道”为追求。《原善》《绪言》《孟子字义疏证》等“义理之作”，既是其“闻道”追求的学术实践，也是其“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学术理念的结晶。生活于乾嘉道咸年间的朱壬林，也不无感慨地强调：“窃以为汉学、宋学不宜偏重，夫学以穷经求道，一而已矣。”这一观念很清晰地表达出其时学人的治学追求。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清代学人孜孜矻矻于“道”的追寻，无疑源于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真诚的文化自觉。孔子一生即以弘道为己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把心之向道置于首位；以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甚至“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闻道视为超越生死的大事。所以，在清初学人尤其是明遗民学人的思想观念中，视儒家之道为其身心的安顿之所，而且相信道统可以不随治统的转移而转移。如陆世仪就认为：“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王夫之也强调：“天下无道，吾有其道；道其所道，而与天下无与。然而道之不可废也，不息于冥，亦不待冥而始决也。”尽管清初统治者为建构统治的合法性，一再宣示其“得统之正”，且在文化治策上实施“崇儒重道”，而其欲纳治统、道统于一体的意图，显然与学人之间存在张力。不过，王夫之对道统与治统的分疏，虽然有所侧重，但也并非视之为鸿沟。所以，他强调：“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

　　总之，自先秦儒家以来，“明道”的观念即成为儒学发展历程中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而唐宋以降，道统意识的成长，则为学术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在生命。尽管不同时代的儒者对“道”的内涵，以及“体道”的“从入之途”意见不一，但以“求道”“弘道”“行道”为追求，是有共通之处的，且内化为他们的价值信念。清代学人对“明道”的诉求，无疑是这一脉络的赓续，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迫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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