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魏晋时期，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品行和从政能力如何，只能从宗族乡党舆论那里得到正确的评价，这是中正对乡党人士考察的重要一环。中正考察乡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性的设计与安排，一类是身份性的规定与要求。考察方式有三年一定品、在京师洛阳的大小中正每月互通信息、州郡中正亲自品评等多种形式。通过上述考察方式，一方面使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及其道德评价与宗族乡党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使宗族乡党舆论与中正品评即国家选官制度联系起来，三者密切配合，成为魏晋时期考察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关 键 词：魏晋/中正品评/宗族乡党舆论/三年一定品

　　作者简介：张旭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吏部铨选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17BZS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两汉时期，宗族乡党舆论对于国家选官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时不论是察举孝廉、秀才，均须考察乡党舆论的意见，故史称“乡举里选”。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依然沿袭了汉代旧规。《晋书·卫瓘传》在追述九品中正创立的原因时说：“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①据此，汉末大乱之后，因为人士流徙，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中正之制。由中正考察乡论，征诸乡评，对本地人物铨衡优劣，评定九品，以此作为吏部选拔官吏的依据。由于九品中正制创立伊始，中正品评人才“犹有乡论余风”，所以日本学者官崎市定依据《晋书》卷六四《会稽王道子传》所载“乡邑品第”一语，将中正所定九品称为“乡品”，②认为“中正的评价，必须反映乡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乡品与起家官品相差四品说”。③继宫崎市定之后，川胜义雄也认为：“九品中正制度是建立在民间形成的乡论重层结构之上的，它的制定以民间的乡论作为前提”；“中正参考乡论，对当地人物品定乡品。中央政府在采用这些人物为官吏之际，根据其乡品授予官职。”④基于中正定品必须考察乡论，对于这种选拔人才的社会管理方式，川胜先生称之为“乡论主义”。⑤谷川道雄也赞成宫崎市定的观点，认为“通过乡品给予的官职等级，是根据乡里的评价高低来规定的”。并进而指出：“在九品官人法实行下的乡论，往往只是贵族阶层内部的人物评价。但是在当时的名望家与乡人之间，乡论的风潮并没有中断。从这种乡里关系，发现当时基层社会构造的是豪族共同体论。”⑥

　　从以上论述可知，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九品中正制建立以后，中正品评与考察乡论是一致的，即“中正的评价，必须反映乡评”，“中正参考乡论，对当地人物品定乡品”，进而在上述论断的基础上构建了川胜义雄的“乡论主义”理论和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论”。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曾引起中国学者的质疑。如陈长琦先生就指出：乡品“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九品中正制下，评品的权力握于中正之手，不关乡论”。⑦祝总斌先生也指出：“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因而主张将中正所定之品称为“人品”。⑧关于乡品与乡论的关系，笔者也曾发表意见，认为“将中正品第称为‘乡品’，盖取中正主持乡论清议，并据以评次人才高下、铨定九品之意”。并且，“把中正品第称为‘乡品’，既符合当时人的习惯用法，也贴近中正考察乡论并据之定品的本意，可以说是一种既形象直观又简洁文雅的称谓”，⑨从而对“乡品与乡论”的关系给予了肯定。然而，回顾以往的学术史，由于史料匮乏以及关注角度等原因，有些问题至今仍然迷离不清。例如，魏晋时期中正对乡党人士的考察标准是什么？这些考察标准与中正考察乡论有无必然联系？中正考察宗族乡党舆论有哪些方式？如何看待中正考察乡论的发展变化？等等，这些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研究。为此，本文拟从宗族史与制度史结合的角度，对魏晋时期中正品评与考察乡论再作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二、中正对乡党人士的考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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