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人以“蕞尔小邦”而灭“大邑商”，深感“天命靡常”，“殷鉴不远”。武王、周公兄弟居安思危，夙夜不寐，探求治国之良策。武王早卒，周公摄政，救乱践奄，于戎马倥偬之际不忘“制礼作乐”，以为“经天纬地”之大道，不仅稳定了西周王朝的统治，更奠定了周文化尚礼乐、重德政的基本底色，并深远地影响了此后三千年中国文化的走向。

　　周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地域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民族上，夷夏融合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制度上，宗法和礼乐文明形成并趋于完善；在思想上，继文武周公之后而有孔子，随之形成百家争鸣之势。华夏文明至此而“郁郁乎文哉”，中华文化步入重要而又辉煌的新阶段。

　　《诗》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周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周原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即今关中平原西部，包括陕西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以及宝鸡、眉县、乾县三县的小部分，东西长70余公里，南北宽20余公里。狭义的周原则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概念，即周原遗址，位于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这就是指周原遗址。70多年来，一代代考古人在这里奋斗，察古知今，知往鉴来。

　　首次确认周原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

　　有周一代，文王都丰，武王都镐，周公营建东都洛邑，但周原始终是西周王朝政治、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乃周人不祧之圣都，堪称是“礼乐文明摇篮，德政思想渊薮”。

　　地不爱宝，历代以来，西周青铜器在周原遗址屡有出土。如早在西汉宣帝时，就有“美阳得鼎，献之”的事件发生。到了宋代，一些金石学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和吕大临《考古图》都著录有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清代和民国期间，在周原发现多处青铜器窖藏，毛公鼎、大盂鼎等国之重器横空出世。但在科学考古开展之前，辉煌的西周文明始终湮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

　　周原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端很早。1943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石璋如先生在岐山岐阳堡一带开展考古调查，最早提出这一带就是古公亶父所迁之岐。新中国成立之后，周原遗址的考古逐步走上正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省文管会在周原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同时对发现的铜器窖藏和墓葬进行了清理。这对于了解周原遗址的范围和内涵具有重要作用。

　　1976年是周原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陕西省文化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西北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等多家单位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在周原遗址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揭露出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对岐山贺家墓地以及扶风云塘制骨作坊进行了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其中凤雏甲组基址是迄今所见结构最为完整的西周时期四合院式建筑，在该建筑中还出土了1万余片甲骨，其中200余片是刻字甲骨，这也是西周甲骨首次大规模集中发现。

　　在这一年，还发现了著名的扶风庄白一号铜器窖藏，共出土西周青铜器103件，其中74件带有铭文。而铭文显示，这批铜器分属于微氏家族的数代人，该家族的始祖就是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武王克商之后，微子启臣服于周，其家族成员一部分受封于宋，另一部分则迁居于周原。

　　上述工作让世人第一次窥见周原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第一次让世人真切感受到西周文明的辉煌，也让学术界坚信周原就是西周王朝的发祥地。

　　构建周原遗址的考古文化序列

　　周是起源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落，始祖名弃，其母为有邰氏之女姜原。弃擅长农事，儿时就以种树麻、菽为游戏，长大后更是“相地之宜”而广为稼穑。夏朝时，周人生活在戎狄之间，但公刘继承祖业，“务耕种，行地宜”，大力发展农业，周人力量得到长足的发展，“周道之兴自此始”。到了商代晚期的时候，古公亶父当了周人的首领。他一方面继续发展农业，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又广修德政，使得四方部落多来归顺，部族的力量得以壮大。这一时期周人仍然和戎狄杂居在豳地（今陕西长武、彬县一带），于是古公亶父率领部族来到岐山下广袤的周原定居，这就是在周人建国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公迁岐”。定居周原之后，周族的力量得到急剧发展，虽然相比强大的商王朝，周还是一个“蕞尔小邦”，但已经开始萌发了“翦商”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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