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隋开皇三年春所颁新令规定的三长制，主要是针对山东齐国故地制定的，基本沿用北齐河清三年令而略有调整。开皇三年苏威奏置主理民间辞讼的乡正之后，属于司法系统的乡正与属于民政系统的三长(或二长)并存。开皇九年制书规定的乡里制度，是针对陈国故地颁行的，基本沿用东晋南朝以来南方地区一直实行的以汉代制度为基础的乡里控制体系。大业三年官制改革后，以乡正、里长为核心的乡里制遂成为隋王朝控制乡村的基本制度。乡里制度在设计与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其实行地域的固有制度背景与可行性，故本身即具有非一致性或地方差异性；而在实行过程中则会逐步趋同，从而在实行层面逐步达至制度的统一性。

　　关键词：乡里制 隋代 地方差异性 统一性

　　作者：鲁西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论隋代乡里制度者，大抵皆举《隋书》卷24《食货志》所述开皇三年(583)所颁新令及卷2《高祖纪下》所记开皇九年制书，认为隋代乡里制度起初沿用北魏以来之三长制(或西魏北周略加变革之二长制)，至开皇九年乃改行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的乡里制，并为唐代乡里制度奠定基础。①其说笼统言之，自可成理，然细究之，却颇有可以进一步求索之处：其一，开皇三年新令究竟为何而颁?其实行区域何在?其二，开皇九年制书所定乡里制度，何以如此简略?它是隋代在全国实行的制度吗?如果是，它是如何推行的?其实质若何?其三，《隋书》卷24《食货志》与卷42《李德林传》均述及苏威曾奏置五百家乡正，且为隋文帝所采纳，其事必在开皇九年之前，则可知开皇九年之前隋已有五百家乡正之设。那么，五百家乡正之设，与开皇三年新令所定之三长制及开皇九年制书所规定之乡里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本文即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略加辨析，以进一步认识隋代乡里制度的内涵、变化、实行情况及实质，并围绕乡里制度的地方差异性与统一性做一些讨论。

　　一、开皇三年的“新令”乃针对齐国故地

　　《隋书·食货志》云：

　　高祖登庸，罢东京之役，除入市之税。是时尉迥、王谦、司马消难，相次叛逆，兴师诛讨，赏费钜万。及受禅，又迁都，发山东丁，毁造宫室。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以布绢。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②

　　《通典》卷3《食货·乡党》亦云：“隋文帝受禅，颁新令：五家为保，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③一般认为，此一新令颁行于全国，此后隋境(其时尚未平陈)即实行保—闾—族(畿内)或保—里—党(畿外)的三长(正)制。

　　然此段叙述实颇有令人生疑之处。首先，此条新令内容广泛，涉及乡里制、授田制与租调制，却不见于《隋书·高祖纪》，故其具体颁布时间无法确定。其次，新令为法律条文，而其行文却颇为粗疏。如在保—闾—族的叙述前并未言明系“畿内”建置，以与“畿外”相对应；品官永业田的授田标准，“多者”、“少者”之说，也无法指实；丁男、中男的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更殊非律令规范。最后，本段叙述的上半部分，罢东京之役、除入市之税、赏费钜万、毁造宫室云云，虽据时间先后叙述，然其中颇有自相矛盾之处，更与后半部分所述乡里、授田、租调之制没有明显的逻辑关联。

　　盖所谓“东京之役”，当即《食货志》上文所言“宣帝时，发山东诸州，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阳宫。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据《周书·宣帝纪》，其事在大象元年(579)二月。同月又有诏书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豫、亳、青、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④则知其时征发应役的山东诸州，即大致相当于齐国故地的河阳、幽、相、豫、亳、青、徐等七总管辖区。而罢东京之役，则在大象二年五月静帝继位、杨坚主政之初。《周书·静帝纪》载，大象二年五月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台，废正阳宫。大赦天下，停洛阳宫作。”⑤则“停洛阳宫作”应为静帝即位大赦诏书中的内容。而罢东京之役所涉及的地区，当主要是曾发东京之役的上述七总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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