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配享太庙旨在维护皇权政治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中国,由统治者主导的祭祀行为隶属于“五礼”之冠——吉礼,重在抒发对天神、地祇及人鬼的恭敬之情。其中,崇祀先祖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庙,便是历代统治者供奉皇家先祖神位的宗庙(夏称“世室”,商称“重屋”,周称“明堂”,秦汉以后称“太庙”)。所谓“配享”,即帝王选取少数王公、大臣,将其神位供奉于太庙主位神牌两侧,或是东西偏殿,使其“从与享之”。先秦已有关乎“功臣配享”的文字记载(《尚书·盘庚》和《周礼·夏官·司勋》)。自汉以降,更是相沿成制,例如西晋裴秀、北魏崔宏、唐代郭子仪、宋代司马光、金代完颜宗望、明代徐达等皆获此殊荣。清朝统治者也因袭此举,将对社稷有大功的宗室、臣僚列入祀殿。此举被烙上独特的时代印记,表现出深刻的政治作用。
成为臣僚竞相追逐的身后荣光
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下令在盛京城东营建太庙。前殿奉太祖、太后神位,功臣费英东与额亦都分别配享左右;后殿奉四代祖考、祖妣神位,伯祖礼敦巴图鲁左侧配享(《清太宗实录》)。这是有关清代太庙与功臣配享最早的文献记载。迨顺治元年(1644)九月,清帝定鼎京师,“立太庙于端门左,南向”(《清朝通典·太庙》)。它原本为明太庙,依照周礼“左祖右社”而建,由前殿(亦称享殿)、中殿(亦称寝殿)与后殿(亦称祧庙)构成。随之,清帝陆续迁入先祖及功臣神位,并由此形成定制:“太庙前殿两庑配享,王东庑,功臣西庑。”(《清朝续文献通考·太庙》)
关于配享仪制,主要有“入庙仪”“时享”与“祫祭”,其中宗室王公与大臣略有不同。就入庙设神位而言,前期须经礼部承旨,工部制神主、龛座、祭案,并择吉镌字。是日,太常寺官入庙设龛座,陈俎豆,銮仪卫则于工部设采亭,郡王(奉王神位)或大臣(奉功臣神位)将神主置采亭内,前列吾仗(王用)或引仗 (功臣用),由鸿胪寺官引至太庙戟门。随后,由太常寺官引至太庙东阶(王阶上)或西阶(功臣阶下),代行三跪九拜礼。奉于配享之次,行三叩礼(《皇朝文献通考·太庙》)。
清制,“时享太庙及大祫,均以两庑功王、功臣配享”(《钦定大清会典》)。时享,是指皇帝在孟春(正月)上旬吉日、三孟(阴历四月、七月和十月)朔日入庙祭祀。重要的是,皇帝在前殿举行仪式时,后殿与前殿东西庑也在分献官主持下同步进行。祫祭,则指岁除前一日,“移后殿、中殿神主奉前殿”,举行合祀。后又添加皇帝守服期满与太庙修缮竣工两种情形。其与时享之仪类同,分献官也会在前殿东西庑同步行礼(《钦定大清通礼》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清代太庙祭祀制度非常成熟,功臣配享仪制也随之有序执行。正是清代纷繁复杂的祭祀仪式,为功臣配享营造出一种无可比拟的政治优越感,使其成为人臣竞相追逐的身后荣光。
旗人和宗室占据绝对优势
纵观整个清代,功臣名将可谓层见迭出。但是,仅有26名功勋卓著的王公、大臣得以配享太庙,具体情况如下。
前殿东庑配享功王13名:通达郡王雅尔哈齐(清太祖亲弟)、武功郡王礼敦、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界堪(三人均为清太祖伯父,皆附福晋)、礼烈亲王代善(清太祖次子)、睿忠亲王多尔衮(清太祖十四子)、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清太祖亲侄)、豫通亲王多铎(清太祖十五子)、武肃亲王豪格(清太宗长子)、克勤郡王岳托(清太宗亲侄)、怡贤亲王允祥(清圣祖十三子)、超勇襄亲王策凌(蒙古亲王,固伦额驸)、恭忠亲王奕訢(清宣宗六子)。
前殿西庑配享功臣13名:信勇公费英东、宏毅公额亦都、武勋王扬古利、果毅公图尔格、雄勇公图赖、忠达公大学士图海、襄勤伯大学士鄂尔泰、大学士张廷玉、协办大学士兆惠、郡王衔大学士傅恒、大学士阿桂、郡王衔大学士福康安、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从选取标准来看,首先,开国元勋、早期宗亲的身份标签,是清帝思量配享太庙与否的首要因素。例如,费英东、额亦都、扬古利等追随太祖、太宗参赞庙谟,开疆拓土,费英东更被顺治帝赞为“开创佐命第一功臣”(《清世祖实录》);礼敦、多尔衮、岳托等皆为清早期宗亲,对于王朝初定贡献较大。其次,允祥、傅恒、僧格林沁、奕訢等人,或公忠体国、勤于政务,或忠勇朴诚、绸缪宫府,显现出“经国赞襄”与“安邦定国”成为清中后期帝王选取配享人员之关键。再者,就旗人、宗室在清代功臣配享太庙中的绝对优势——旗人有23人,其中宗室又有12人,再加上多数人员均在武功方面“懋建殊勋”,可见宗室、旗人及武将在清代政治荣誉面前的优势。
皇权得到极大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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