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黔中道大体上包括今贵州省大部以及湘西、鄂西、川东、渝南、桂北的部分地区。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南蛮”“西南夷”世居之地，长期被华夏视为“异域”和“化外”，直至明代中后期才被归入“内地”。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唐朝的开发和治理具有关键意义。唐朝治理黔中的方略和一系列措施，对于认识古代国家治理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关系，推进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黔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唐初在全国设置十道，玄宗开元年间增至十五道。在唐朝国家安全和战略布局中，每一道都有不同定位。黔中地区向来以民族众多而著称，仅据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黔州都督府管控的种落就有牂柯、昆明、柯蛮、桂州、提 、蛮蜑、葛獠、没夷、巴、尚抽、勃傩、新柯、俚人、莫猺、白虎等十多个族群，而见于史籍的还有东谢、西谢、南谢、西赵等部族。黔中相邻的地区还广泛分布着东爨、西爨、南诏诸蛮，这些地区大都“山峡重深”“举目唯山”“道路崎岖”。包括黔中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开发及治理的难度历来都极大。例如，汉代在黔中置武陵、牂柯二郡及涪陵等数县。然而，魏晋南朝以后，这些郡县又多沦为“蛮境”。即使至隋代，亦仅置黔安、巴东、明阳、牂柯、清江、沅陵、巴等七郡。唐朝设置黔中道的主要目的，即在于加强对广大西南地区尤其是边远民族地区的开发与经略。

　　黔中地处云贵高原、长江上游地区，境内分布着属于长江水系的乌江、沅江、清江、綦江，以及属于珠江水系的北盘江、南盘江、都柳江、大小环江等众多河流。这些纵横交错的水道以及陆上通道，将黔中与南诏、山南、剑南、岭南等地连接起来，从黔中腹地可以通达以上各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吕颂出任黔中观察使，称黔中“遐荒僻阻，控带诸藩”，尽言黔中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还是自然地理以及交通道路而言，黔中道对唐朝在西南地区的开拓与控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从黔中道的辖境及州县分布也可以看出，唐朝设置黔中道，综合考虑了西南地区的山川形便、水陆交通以及民族分布状况等诸多因素。

　　唐人韦建《黔州刺史薛舒神道碑》称黔中为“西南重镇”，清人顾祖禹评述黔中形势亦称“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噤吭且为我所搤矣”。可见，唐代黔中既是联结西南地区的通道，亦是捍蔽政治中心长安的重要屏障。因此，唐朝自建立后，就特别重视黔中地方军政长官的选任，如周护、李孟常、李子和、乙速孤行俨等，皆为当世名臣宿将。

　　采取不同管理制度

　　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唐朝经略黔中的核心内容。黔中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境内族群众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十分突出，唐朝采取了州县制、羁縻州制和藩国制三种不同的地方制度。

　　第一，在开发较早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广推州县制。其具体做法是以周隋旧县和新开疆域为基础，设置大批新的直属州县。如黔中治所黔州，隋代仅彭水、都上、石城、信宁四县，至唐代扩增为彭水、都上、石城、信宁、洪杜、盈隆、相永、万资、都濡等九县。根据现有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唐代黔中先后设置二十余州，计九十余县，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为唐朝新置。同时，唐朝将州县乡里制度与编户齐民制度结合，使国家权力直接渗透至当地基层社会。

　　第二，自汉代以降，黔中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大部分处于部族社会，其中，东谢蛮、西赵蛮所居之地“自古不臣中国”。唐朝在此区域主要设置羁縻州县进行管理，具体做法是任用当地豪族大姓为州县长官，让其继续统领部众。同时，要求这些羁縻州每年向唐朝交纳土贡，并按期赴都督府朝集。唐朝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将昔日的“化外”纳入唐朝地方行政体制之内。

　　第三，对于黔中境内的牂柯、罗殿、滇等强大的部族联盟，为防范其联合南诏而威胁唐朝在黔中的统治，唐朝先后册封这些部落联盟的首领为国王，并通过朝贡、封赐等方式维持与这些国邑的宗藩关系。

　　在唐朝黔中地方行政体系的重构中，都督府和道的设置尤为重要。唐初，黔中地区尚未形成统一的军政机构，主要由荆州都督府和夔州都督府等分领其地。贞观四年（630），唐朝设置黔州都督府，整个黔中地区的行政格局由此发生重大改变。唐朝凭借都督府，将大量新拓疆域开置为直属州县或羁縻州县，“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黔中道的设置也对黔中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初以降，黔中地区先后从属于江南道和江南西道。开元年间，随着南诏在云贵高原的崛起以及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变化，黔中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设置黔中道，黔中自此升级为兼有军事、监察、行政等功能的一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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