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认为这两个主要的移民国家都推行了限制性移民政策，但因其移民政治中的“利益导向”，受“权利”的制约程度以及移民政策制定程序的不同，从而导致两国的移民政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实际收效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别。据此可以预测两国未来移民政策的趋势：美国将继续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前行，而澳大利亚却可以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调整移民政策。虽然独立技术移民的数量在减少， 1989—1990年，移民计划中技术类移民52， 700名，到1993—1994年度的移民计划中只有18， 300名，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移民数量的增长主要是因为技术移民的增加，到2000—2001年度，技术移民数量又恢复到了44， 730名。

关键词：移民政策;澳大利亚;美国;非法移民;利益;移民问题;制定;移民政治;接收;政府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论文利用移民政治理论对20世纪后期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并对其差异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个主要的移民国家都推行了限制性移民政策，但因其移民政治中的“利益导向”，受“权利”的制约程度以及移民政策制定程序的不同，从而导致两国的移民政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实际收效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别。据此可以预测两国未来移民政策的趋势：美国将继续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前行，而澳大利亚却可以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调整移民政策。

　　【关 键 词】美国/澳大利亚/国籍移民/移民政策/政治理论

　　【作者简介】张荣苏(1986—)，女，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和英联邦国家史；张秋生(1953—)，男，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史、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史。

　　长期以来，国际移民研究中关于“移民理论”的构建一直属于经济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学学者的研究范畴，他们通过构建“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来解释国际移民的原因、规模与过程。[1]但在新的国际移民形势下，移民与否的实质决定者实际上是制定移民政策的政府——特别是接收国的政府，而上述关于移民的理论在面对接收国移民政策和政府干预的时候往往缺乏说服力。许多学者认为，对于国际移民问题，应该“到政治领域去寻找，说得准确些，要到政府的重要角色中去寻找”。[2]

　　西方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不同的探索与争论。布鲁贝克(Brubaker)、霍利菲尔德(Hollifield)和布罗克曼(Brochmann)从国家认同(Identity)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国的文化传统及其处理移民问题的历史经验对移民政策有着重要影响。[3]弗里曼(Freeman)以移民接收国国内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利益竞争来解释接收国移民政策，并提出了“利益导向”的移民政治理论。[4]而霍利菲尔德、朱普克(Joppke)和萨森(Sassen)等学者则以权利，特别是基本的人权以及自由主义传统之下的权利规范来解释移民政策，他们指出当接收国移民政策背离了自由主义传统时，法院往往借助判决挑战政府紧缩的移民政策，而确保移民的基本权利。[5]近年来，“制度主义”成为移民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研究移民政治的学者，如弗里曼和布雷尔(Birrell)、巴布科()、吉拉东(Guiraudon)和朱普克等纷纷强调国家和政治机构的自主性在移民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希望从国家制度层面去了解不同国家不同移民政策的趋向。[6]西方学者关于移民政治理论的构建主要是基于比较移民政策的研究，因此，更准确地说，他们所谓的“移民政治理论”其实是移民接收国的“移民政策理论”。而随着移民热的到来和海外华人数量的增加，国内对主要接收国的移民政策也愈加关注。但在西方学者从不同政治角度分析移民政策时，国内学者对此的主要工作是介绍国外研究动态及相关理论，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从事移民研究的学者都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对具体的移民政策进行分析探讨，或者运用移民政治理论对不同国家的移民政策进行比较研究。[7]

　　20世纪后期，随着新一轮国际移民潮的到来，世界主要移民接收国内部出现了反移民现象，各国纷纷采取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作为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改变了二战之后宽松的移民政策，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和管理。虽然各国移民政策日趋紧缩，但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之间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政策鸿沟(policy gap)。在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上述国家只有澳大利亚实现了移民控制，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则沿着自由主义的路线继续前行。美国和澳大利亚在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移民政策实际效果又大不相同，本文即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例，在收集和分析两国移民资料、民调机构及公共舆论对本国移民政策和移民现状的反应基础上，运用“利益导向”、“权利规范”和“制度主义”的移民政治理论对两国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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