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1948年经济合作法》是美国行政机构、立法部门与利益团体激烈辩论的产物。该法案明确了欧洲复兴的政策理念，保护了美国利益团体的某些特殊利益，设计出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由专家管理协调欧洲复兴的组织模式，促成了国家和社会团体在欧洲复兴计划实施中的通力合作。杜鲁门政府借助为欧洲复兴计划辩护的有利时机，运用“自由的危机”话语在国内营造出强烈的反共氛围。这场辩论不仅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加强了美国对外援助活动的制度化程度，而且进一步为二战后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的对外干涉政策奠定了舆论基础。

关键词：欧洲复兴计划;《1948年经济合作法》;自由话语;外交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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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948年经济合作法》是美国行政机构、立法部门与利益团体激烈辩论的产物。该法案明确了欧洲复兴的政策理念，保护了美国利益团体的某些特殊利益，设计出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由专家管理协调欧洲复兴的组织模式，促成了国家和社会团体在欧洲复兴计划实施中的通力合作。杜鲁门政府借助为欧洲复兴计划辩护的有利时机，运用“自由的危机”话语在国内营造出强烈的反共氛围。这场辩论不仅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加强了美国对外援助活动的制度化程度，而且进一步为二战后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的对外干涉政策奠定了舆论基础。

　　关键词： 欧洲复兴计划 《1948年经济合作法》 自由话语  外交辩论

　　作者简介：李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衰败和政治动荡的严峻形势，杜鲁门政府向美国国会递交了欧洲复兴计划议案，美国国内围绕这一议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不仅探讨了复兴欧洲的援助条件和方式，而且反映出杜鲁门政府和社会团体在界定二战后美国国际角色、处理对外援助与国内民主之间关系等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一些论著对这场辩论虽有所论及，但它们研究的重点侧重于欧洲复兴计划法案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部门之间的争论与妥协，忽略了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团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这场辩论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阐释不够。[①]本文试图将欧洲复兴计划法案的出台置于美国行政机构、立法部门及利益团体三者互动的历史场域中去观察和思考，通过剖析美国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在欧洲复兴计划问题上的政策主张，探究主导这一重大外交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及这场辩论的重要影响。

　　一、欧洲复兴计划议案遭受部分美国人士的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经济陷于崩溃的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制定出了促进欧洲长期稳定的政策方案。但是，如果没有国会的立法认可，欧洲复兴计划就只是纸上谈兵。因此，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于1947年12月向国会递交议案，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西欧国家的经济建设等方面阐述了欧洲复兴的必要性，要求国会在1948－1952年拨款170亿美元，以挽救濒临绝境的欧洲经济。[②]在杜鲁门递交议案的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向国会提交了背景性报告，分别就欧洲复兴计划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援助欧洲的程度和欧洲复兴计划的执行机构等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③]

　　但是，欧洲复兴计划议案遭到了来自美国国内左右两翼的大张挞伐。站在右翼反对欧洲复兴计划议案的以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 Taft）、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为代表。这些人士坚持认为，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会给美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早在1947年11月10日，塔夫脱就在俄亥俄的演讲中告诫美国人：“我们高估了美元在推动欧洲经济复兴中的作用，因此难以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原则下完成这一任务。”[④] 1947年12月30日，塔夫脱在约翰·马歇尔社团发表了题为《通货膨胀与马歇尔计划》的演讲，进一步指出，“增加如此巨额的财政支出，很可能摧毁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他建议美国政府“集中一切力量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⑤] 。胡佛也反对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为重建那些破落凋敝的欧洲国家，他在听证会上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胡佛称：“该计划的总开支将占该时期整个联邦税收的18％，个人收入税的36％。工业重建项目并不仅仅是恢复战前的生产力，而是想超越战前生产水平，这种想法其志可嘉，但能否在不过度加重美国人负担的前提下使欧洲经济超过战前水平则令人怀疑。”胡佛断言：“这样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会使美国人承担高额赋税”，导致“国内出现商品短缺、物价上涨和经济动荡的局面”。 [⑥]这些主张迎合了美国一些中下层要求政府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的强烈呼声。当时出版的小册子就指出：欧洲复兴计划“将大大增加美国人民的开支，将美国经济引入混乱局面”[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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