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产阶级生产功能与消费功能的均衡发展，对于现代社会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而公共政策导向对此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干预主义政策导向抑制了市场竞争，改变了中产阶级的价值偏好、就业安全和社会再分配状况，导致其消费功能不断强化，生产功能趋于衰退，引发了滞胀危机。80年代以来，美国的公共政策导向发生变化，“里根革命”减少了过多的政府干预、修复了自由市场竞争，美国中产阶级的生产功能随之得到恢复，消费功能趋于收缩，美国经济重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合理配置是保证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均衡发展的关键。

　　关 键 词：公共政策 中产阶级 消费功能 生产功能

　　作者简介：安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中产阶级①的兴起和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趋势，一支规模庞大、功能健全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关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有关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尤其是以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为中心的经济功能的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号称“天然的中产阶级社会”②。美国中产阶级一向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和社会发展的柱石。但在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预主义的公共政策导向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日益膨胀，生产功能相对萎缩。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政策导向发生市场化转向之后，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相对收缩、生产功能有所恢复，总体功能渐趋平衡。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理想形态如何？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公共政策导向对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究竟有什么影响？本文将结合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迁的经历，探讨这些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关于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迁的问题，国内学者尚无专门研究。在美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源于左翼社会学家C. 赖特·米尔斯。他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年)一书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流变进行了分析。米尔斯的批判性研究在逐步复兴的保守主义、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③中得到了发挥。丹尼尔·贝尔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衰变的征兆——清教伦理的衰落、现代主义艺术的蜕变、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力”的失控等，进行了诊断和批判。此后，一批具有左翼或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社会人文学者将“消费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引入环境学、广告学、传播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分析方法，对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功能变化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④

　　上述学者的立场和视角不尽相同，但持有一个基本共识：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不断膨胀，消费主义泛滥。弗兰克、杜宁等考察了中产阶级消费开支和资源消耗不断扩大的表现形式；⑤克罗斯等关注消费关系如何成为支配中产阶级社会生活乃至政治关系的结构性要素；⑥里尔斯等进一步发掘消费主义的深层内涵——消费精神对中产阶级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渗透和腐蚀。⑦经济保守主义者对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研究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充分，但他们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即节俭观念蜕化、生产动力下降的趋势。⑧这与米尔斯和贝尔的观点有所契合，对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消费研究学者的观点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后者不关注生产问题，甚至将为消费而生产也视为消费主义的表现。自由派⑨学者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的“社会权利”，很少论及社会功能问题。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解释，如大企业内部僵化的科层体制、“不消费就衰退”的经济学信条、宗教与文化的分裂性等。但得到最广泛认同的还是市场驱动论，即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泛滥是自由市场利用广告宣传、商业电视、分期付款、信用卡等商业机制诱导消费的结果。⑩

　　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最为充分。他们对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消费功能扩张趋势的判断是敏锐、深刻的，但将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发展等同于消费主义泛滥则过于极端。80年代以后，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正如纽曼、沃伦等自由派学者指出的，此时中产阶级消费开支的扩大，主要是由生活成本攀升和必要开支增加推高的，与消费主义没有必然联系。(11)关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原因，市场机制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毋庸置疑，但单纯的市场驱动论却很片面。首先，在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体制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受到传统价值观、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实际消费能力的硬性约束，很难超越个体的、意识的层面而扩展为社会性、功能性衰退，即便有此趋势，也很快被经济周期所阻断。这些瓶颈的突破依赖于政府干预的介入。其次，在很多美国学者看来，政府干预无法触及个人消费这样的私人领域。事实上，公域与私域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政府干预通过改变制度环境，潜移默化地辐射到私域是很平常的事。与市场机制作用于个体选择的刺激模式不同，政府干预借助政策调节、调用公共资源来影响社会行为。如果说市场机制激发了为消费而生产的个人消费主义，那么，政府干预则造就了重消费而轻生产的、作为社会性功能变异的消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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