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后初期，英国对德政策的基本思想是限制和防范。在美苏冷战的作用下，英国调整对德政策，实施使西部德国融入西方阵营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主张对西德实施“有限武装”。随着战争进程的深入，英国主张“全面武装”西德。英国对德重新武装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到西德政治、经济与安全方向，也影响到英国自身以及北约防务体系建设。

　　关 键 词：“有限武装方案” 贝文公式 斯波福德计划 艾登计划

　　作者简介：许海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冷战史。

　　西德重新武装问题是研究冷战史特别是战后初期欧洲防务联合问题的一个重要题目。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不仅深入揭示了西德重新武装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就与西德重新武装相关的冷战专题展开讨论，这些研究深化了冷战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然而，尽管上述研究深入，却没有穷尽西德重新武装这一专题的全部，许多具体问题还须做进一步分析。例如，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的分期与特点？如何看待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欧洲大陆政策、北约防务政策三者间的关系？英国对德政策在西德重新武装、北约防御安全实践中的权重究竟如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将冷战时期的政府档案大量解密，特别是在90年代，前苏联与东欧各国的政府档案大量披露于世，学术界对战后初期欧洲冷战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战后初期西德重新武装问题遂再度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在战后初期所有西方国家对德政策中，英国的对德政策最有特色，其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及其变化直接影响到战后初期西欧防务建设，乃至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本文拟对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展开分析，进一步探讨英国在西欧防务实践及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中的作用，进而探寻大西洋防务安全实践的特点及其变化。总体而言，战后初期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对德占领与管制初期的“限制武装”政策，其次是“有限武装”政策，再次是“全面武装”政策，并将其纳入西方防务安全体系。英国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就是在这种思想模式下，由浅及深，逐渐发展成熟的。

　　一、对德占领与管制初期英国对德政策与欧洲冷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就对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多次进行评估。1944年7月，英帝国参谋长会议曾就战后欧洲的敌我态势提出报告。该报告特别针对德国提出：“欧洲国家中能够对我们的战略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只有复苏的德国以及俄国。如果俄国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德国以其地理位置、人力以及资源而言，就会成为唯一能够向我们提供援助的国家，而这种援助对于我们的既得利益可能是至关重要的。”① 从英国对自身在战后欧洲利益的基本判断可见，它所防范的对象似乎只有德国与苏联。尽管英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上明显有别，但在英国对欧政策的考量中，德国似乎比苏联占有更大的权重，英国对欧政策尚没有明显表现出对苏联的敌意。然而，随着欧洲政治分裂开始并日趋深入，美英苏战时大国同盟渐趋破裂，英国欧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其对德政策的指导方针以及战略方向明显发生变化。

　　按照波茨坦会议所确定的对德占领与管制原则，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施分区占领和管制，非军事化和非法西斯成为盟国占领与管制德国的基本政治与军事方针。在波茨坦会议所发表的宣言中，盟国明确规定了四国在各自占领区内，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将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按照统一的政治原则、经济原则以及赔偿方案、肢解其海军计划等，对德国实施战败处置。② 尽管四大国为此建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原则，但各国对德占领与管制的具体举措却大不相同。英国按照自己的标准，对英占区的纳粹组织、各级法西斯机构、军事机关与武装等进行甄别与整肃。为防止占领区经济全面崩溃，英国甚至不顾自身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拨出9000万英镑，充当占领费，支撑对德占领。英国外交部特别支持英占区建设，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英国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如果英国及其西方盟国没有以自身的民主模式、生机勃勃地创建一个新德国，使之与俄国人在苏占区所努力建设的德国相比，德国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即他们无法从西方得到其所希望的东西，那么就只能接受共产主义的论调，即他们的未来在东方”。③

　　与之相比，这一时期苏联为苏占区确定的政治方针是，“诚实地劳动以弥补法西斯给别国造成的损失，尽快无情地根除所有的法西斯分子，用民主主义的进步精神在道德和政治上进行重新教育，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和军国主义，全面解除德国武装和消灭它的军事工业……”④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在苏占区与英、美占领区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特别是在盟国共同管制的柏林更是如此。“英美和法国军队进入柏林以后，城里的政治情况变得复杂了。从共同占领的最初日子开始，就暴露出对被占领的德国的不同政策”。“我们对德政策的成功，预示了盟国在其占领区政策的失败”⑤。英国对德占领政策从一开始就有意显示出某种特殊性，有意在不同占领区中间形成某种对照。

　　1946年初，伊朗事件、土耳其事件爆发，美英苏的政治对立急剧升温，苏联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暴露无遗，这使他们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剑拔弩张。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化，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解决德国与欧洲安全问题的新思路。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5月3日写给内阁和英联邦总理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俄国危险已经变得与复苏的德国一样大，甚至可能比后者还要大。最坏的情形将会是复苏的德国与俄国结盟或者为其所控制。”⑥ 为此，英国开始逐步调整波茨坦会议所确定的对德占领原则，转手构建更深层次的西方联合，其中包含对英占区的拉拢。在对德新政策中，英国开始贯彻某种新外交与安全思想。“我们对德国的长期政策不能仅仅是从阻止德国威胁复活的这个角度去考虑”⑦，进言之，英国既要防范德国、避免使之再度威胁欧洲以及英国利益，又要加快对英占区的改造，使之全面融入西方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尽快“将德国拉入由美国和英联邦所支持的西方民主体系中”⑧。

　　在英国试图解决德国问题的新思路中，加强和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合作，不仅成为英国对德政策的指导方针，而且成为对德外交实践的主要内容。1946年底，英占区与美占区合并，成立双占区。对英国来说，建立双占区不仅是要缓解英国对德占领的经济压力，更是为了加速美英双方对德政策合流，为双方更高层次的政治联合铺平道路。1947年底，法占区与双占区合并，成立西占区。此时，英国对德政策还只是停留在与占领区实施政治与经济合作的高度，还没有上升到防务安全合作的高度。在1947、1948年欧洲防务安全联合中，德国仍然是西欧诸国防务安全实践的设防对象。不论是英法两国订立的《敦刻尔克条约》，还是西欧五国订立的《布鲁塞尔条约》，德国都被公开视为“潜在的侵略者”。前者明确提出，任何一国受到“来自德国采取的侵略政策或者来自旨在便利这种政策的德国行动”威胁时，“经彼此协商并在相应的场合与负有对德国采取行动责任的其他国家协商后，将采取一致行动制止这种威胁”。⑨ 后者则隐晦地提出，“在布鲁塞尔条约中，德国被定名为一个条约所指向的潜在的敌人”⑩。

　　然而，促成英国对德政策发生变化的关键还在于美苏冷战对峙升级以及美国插手西欧安全事务。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挪威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严重恶化了东西方关系，加剧了冷战斗争，驱使英国进一步修改对德政策。“二月事件”后，英国迅即向美国建议，要求在西占区召开制宪会议，建立临时政府。英国开始意识到，单靠马歇尔计划的支持，或者西欧经济复兴，还不足以应付复杂多变的欧洲冷战形势，无法制约苏联的扩张与威胁。因此，只有迅速提高西占区的政治与安全地位，使之真正变成西方阵营的一部分，才能切实建立抵御苏联侵略的战略前沿。

　　继《布鲁塞尔条约》之后，英国开始策划将美国拉入西欧防务安全体系，西部德国的防御问题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西欧防务安全，美国的欧洲政策开始持续对英国产生影响。和英国的对德政策不同，自美苏冷战开始，美国就确定了以重新武装德国来强化西欧防御的战略，因为“西德的防御是西欧防御的中心”。(11) 德国能向西欧战略防御提供必要的人力与地理环境支持，这是其他西方国家力所不及的。随着冷战斗争不断升级，美国要求重新武装西部德国的设想不断强化。在美国看来，法国无法真正承担起防御西欧的责任。尽管法国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其对德国重新武装的恐惧甚至远远大于对苏联的恐惧，(12) 但美国仍坚持认为，西部德国比法国能更有效地承担起防御欧洲的责任。

　　美国针对西部德国所设定的总方针，就是要重新武装西部德国，使之迅速承担起有效防御西欧的责任，减轻美国在欧洲的防务压力。因为美国人认为，要想让美国继续为西德实施军事建设，而不让德国人为其自身防御作出贡献，这是不可能的。(13) 英国对德政策特别是对德军事政策的转变，正是在美国对德政策的影响下完成的。因此，从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订立伊始，在直接关系西欧防务安全的德国重新武装问题上，英国逐渐向美国倾斜，其对德政策的指导方针发生转变，由防范德国、“限制武装”的政策向“部分武装”或“有限武装”政策发展。

　　二、英国调整对德政策：“贝文公式”与“有限武装方案”

　　英国对德政策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彷徨徘徊的过程，其中，国际冷战形势的变化至关重要。对德国来说，1949年是一个关键年份。首先，北约组织初步建立。其次，西德政府建立。德国走向分治，欧洲出现了两个敌对的德国，由此欧洲政治分裂局面初步形成。北约组织尽管没有将西德囊括其中，但各国都明白，缺乏西德参与，北约防御等于没有战略前沿，其防务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西德加入北约只是时间问题。一方面，北约组织建立为西德重新武装创造了有利环境；另一方面，西德成为主权国家，则为其重新武装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到1949年底，西德基本完成了重新武装前的政治准备，亲西方的基民盟政府在西德牢牢掌握了政权，西德在内政与外交政策上与美英等国高度一致。与之相伴，为调整对德政策考虑，贝文不止一次向英国驻德高级专员提出要求，要其深入了解西德对国家防务安全的态度，特别是对重新武装的态度。事实上，西德政治与社会变迁为英国制定新的对德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为英国确定对德政策与实践的尺度提供了依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成为西方国家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态度转变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对英国来说尤其如此。朝鲜战争增加了英国对苏联战略意图认知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其是要打一场主要战争，还是进行类似朝鲜战争这样的有限冲突或者区域性冲突。(14) 北约领导人普遍深信，“斯大林对欧洲也像对朝鲜一样，有自己的计划”(15)。战争加速了英国对德政策的变化，“重新武装德国的决定是在50年代初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其中，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一个条件”(16)。虽然朝鲜战争是战后国际冷战斗争的客观结果，但就战争爆发的时间、方式以及战前敌对双方的心态而言，则带有较大的偶然性。西方各国严重夸大了朝鲜战争在国际冷战中的作用，以此作为强化欧洲防务安全的一个借口。而苏联并没有将朝鲜战争与其欧洲安全战略紧密相连，相反它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17)

　　在英美等国看来，朝鲜战争暴露了欧洲防御存在的问题，西欧防务安全状况堪忧，武装西德势在必行。于是，英国对德政策向纵深发展，开始在大西洋防务安全框架下对西德实施“有限武装”。针对朝鲜战局，北约组织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西德重新武装问题。在美国看来，重新武装西德刻不容缓，应当在北约组织内迅速建立师级西德军队，将其全面纳入军级盟国部队中。不设立西德总参谋部，士兵由联邦政府负责招募并支付报酬，士兵的武器装备由盟国提供，其军事训练以及部署亦由盟国指挥机构负责。与之相反，法国则提议建立一支欧洲军，就像欧洲煤钢联营组织一样，以超国家合作方式实现西欧国家的军事联合，西德可以建立武装力量，但只能以团为建制加入欧洲军，且必须受到限制，而且西德不能加入北约。围绕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美法双方产生了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如何认定西德的政治与防务地位，即西德究竟需要建立一支何种性质的军队？其隶属关系如何？未来能否加入北约？

　　在关于西德重新武装的激烈争论中，英国对欧洲军计划充满怀疑，英国首相艾德礼认为法国的计划难以操作，是不健全的，他甚至怀疑法国计划的真正意图。(18) 而贝文则直接反对这一计划，贝文向荷兰外交部长斯蒂克提出，“我们必须非常坦诚地就究竟是欧洲（防御），还是大西洋（防御）这一问题面对法国，我们所要建立防御的基础是什么。在我们看来，问题的答案就是大西洋防御，我认为我能够代表我的政党以及反对党给出这一答案。我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因为我是反欧洲分子，而是我不相信欧洲可以保卫自己”(19)。因为英国深知，没有美国参与、单凭西欧国家支撑的欧洲防御，纯属自欺欺人。如果要美国参与西欧防御，那么西德必须重新武装，而且必须加入北约。在此基础上，英国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意见，即以折中方式重新武装西德。

　　1950年9月，美英法三国召开纽约会议。英国提出，在西德建立一支武装警察部队，由其分担一部分欧洲防务安全责任，这就是英国的“有限武装方案”。该方案主要有几方面考虑，其一，出于对欧洲安全利益的考虑，英国惮于重新军事化的联邦德国会打破西欧的力量格局，害怕其再度成为欧洲安全的威胁。(20) 其二，英国认为欧洲军计划过于保守和封闭，民族情绪过浓，军事作用有限，会伤及英国精心设计的大西洋防务关系，而美国的方案则过于开放，可能会使西欧防务安全进程因速度过快而消化不良，最终伤及大西洋防务联合进程。其三，西德政府曾亲自提出建立警察武装，以此暂时代替国家重新武装。针对东德政府建立警察部队的做法，英国很早就考虑了1950年4月阿登纳政府提出的建议：“建立25 000人规模的联邦德国中央警察部队，由联邦德国政府全面控制。”(21) 后来，随着冷战局势日趋紧张化，“德国人又建议将这一数目增加到60 000人”(22)。英国内阁认为，西德以准军事力量代替武装部队，参加西欧防务安全，既可以有效实施西欧的安全防御，又能解决北约盟国间的矛盾。其四，英国提出，在西欧防务还非常虚弱的情况下，必须注意苏联对重新武装德国的态度。(23) 英国不想直截了当建立西德武装部队，以免刺激苏联，而建立中央直属的警察部队这种准军事武装，显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英国“有限武装方案”提出后，美法双方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找到了某种平衡。尤其重要的是，英国在解决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建立了一种新的程序与模式即“贝文公式”，它得到了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认可，成为实现西德重新武装的一个重要原则。“贝文公式”的核心思想是，首先在大西洋范围内建立一支统一的防御力量，然后再谋求西德的军事参与，最终实现包括西德在内的北大西洋区域防务一体化。英国的这一设想一经提出，首先得到美国的首肯，法国也由于减轻了西德重新武装的现实压力而表示苟同。然而，西德的态度此时却发生了变化。鉴于“有限武装方案”有碍其主权与独立，西德反对实施该计划，西德重新武装进程由此陷入僵局。尽管如此，“有限武装方案”却使美英两国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达成高度一致，这为两国后来全面掌控西德重新武装的主动权埋下了伏笔。

　　在建立欧洲防御力量的构想上，欧洲军计划与“贝文公式”看似相似，实则不同。从表面看，“有限武装方案”似乎不如“欧洲军计划”具体，而且更保守，因为设立西德中央警察部队毕竟与建设真正的国家常备军相距甚远，事实却不尽然。英法两国对西德重新武装政策的实质完全不同，英国的方案实际上更积极、主动。首先，双方在对德政策的出发点上南辕北辙，法国侧重于制，英国着眼于扶。其次，双方的目标大相径庭，法国立足于建立以法国为核心的欧洲安全防御，英国则竭力构筑以美英为主导的大西洋防务安全。显然，英国“有限武装方案”更符合战后欧洲安全建设的实际需要，更符合美国全面建设大西洋区域防务安全的战略需要，因此，英国重新武装西德的主导思想注定将在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

　　三、全面、主动的“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及其实践

　　1950年11月，苏联向美英法三国政府提议，要求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一揽子解决德国问题，包括订立和约、非军事化以及两德统一等问题。苏联对西德重新武装的态度大大出乎英国意料。对此，英国做了两种假设：其一，这是苏联利用缓和政策所发动的和平攻势，意在扩大西方国家之间的分歧，(24) 特别是为了迎合法国对西德非武装化的需要；其二，苏联下一步可能会在西德重新武装进程中采取攻势，而且不排除苏联对西欧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为此，英国提出，必须在北约内部迅速解决各方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存在的所有分歧，就欧洲防务安全与大西洋防务安全的关系达成共识。

　　在英国的积极推动下，北约组织作为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的主体开始在西德重新武装进程中发挥作用。为了调和法国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与其他欧洲盟国间的矛盾，在斯波福德的领导下，北约军事委员会对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作出决定，即“斯波福德妥协案”。该方案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美英法三国对西德实施直接的、规定性重新军事化，由三国共同监督，并将之纳入北约防务安全体系。其二，同时展开由法国主持的欧洲军实践。(25) 英国积极支持该计划，因为它符合建设大西洋防务安全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实施“斯波福德妥协案”，减少来自苏联的阻力，英国还特意提出两条保留建议。第一，英国认可并支持该计划，但提出不能使该计划被视为大西洋国家各国政府向联邦德国政府承担时间义务的一种方式（英国的目的是，明确美国所坚持的立场，在时间安排上予以控制，而不是修正重新武装德国的承诺）；第二，希望不要立刻将该计划提交北约理事会批准，留下一段必要的缓冲时间。(26) 显然，英国希望“斯波福德妥协案”尽可能少受外界干扰，不事声张，稳步推进。英国不想让美国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作壁上观，也不想在该问题上与苏联摊牌，更不想在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上与苏联兵戈相向，它希望北约能采取更隐蔽、更缓和的方式，让苏联能逐步接受西德重新武装这一事实。

　　英国认为，“斯波福德妥协案”能在两个方向上同时推进大西洋防御力量建设，既保持了法国在欧洲防御安全建设中的动力，也满足了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需要。更重要的是，重新武装后的西德还可以有效制衡法国，保证英国在西欧防御安全实践中的主导地位。为了换取法国对“斯波福德妥协案”的支持，英国不得不附和欧洲军计划，甚至动员对其非常反感的美国也支持该计划。虽然英国从内心深处认为法国的计划不会成功，但还是要让其尝试一番，待其失败之后，再使之心甘情愿地接受美英的方案。(27) 因此，在“斯波福德妥协案”的框架下，英国与美国一道对欧洲军计划进行修改，不仅将欧洲军限定在北约防务安全体系内，而且还在欧洲军框架下，最大限度扩展了西德重新武装的空间，此举事实上使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制约西德的设想落空。

　　纵观英国在欧洲防御安全建设中的作用，看似被动，而且对西欧防务安全的作用似乎有限，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显得零散且隐蔽，效果欠佳，但事实恰恰相反。1954年8月，在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后，按照其既定的逻辑，英国迅速提出西欧防务安全新构想，着力构筑并巩固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重新武装西德成为联结大西洋防务与西欧防务的纽带。9月，英国推出“艾登计划”。该计划的特点在于，抛开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超国家联合特性，将西欧防务体系立足于西欧主权国家联合，改变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性质与职能，使之涵盖了联邦德国与意大利，同时也使北约的方案能得到全面贯彻执行。(28) 英国关于西欧防务安全建设方案的目标很明确，第一，确立西欧防务安全的新结构，凸现英国在其中的领导地位；第二，在大西洋防务安全框架下，以北约来控制重新武装化的西德，最大限度地整合西方国家力量来抗衡苏联。

　　为了保证“艾登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英国主动向西欧国家承诺，保持其在欧洲现有的武装力量水平，即4个陆军师和第二战术空军联队（共计780架飞机），并使这支部队从属于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29) 英国还特别提出，除非西欧各国一致同意，否则英国不会单方面撤出其驻西欧的武装力量。与《敦刻尔克条约》和《布鲁塞尔条约》相比，“艾登计划”使英国更大程度地承担起防御西欧安全的责任，包括对西德承担安全保护义务。与此前英国对德政策相比，英国这一新政策意味着全面提升西德的政治与军事地位。在“艾登计划”中，西德完全获得主权国家地位，几乎可与西欧各国平起平坐，它不仅将参加“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还将成为北约成员国，并在其防务框架下实现重新武装。

　　作为“艾登计划”的直接结果，1954年12月，北约伦敦会议确定，联邦德国应当于1958年前，在3年时间内建立12个师，即其全部50万武装部队的第一部分。(30) 其中，英国极大地压制了法国想控制美国提供给联邦德国军事装备的要求，(31) 更重要的是，按照英国的设想，西德由于拥有巨大的经济潜能，应该越来越多地承担北约各成员国驻西德武装力量的开支，为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作出贡献。1955年初，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向美国驻德大使通报，3年内联邦德国的军事建设开支要达到844亿马克，而经济部长艾哈德则认为这一数字大概在600—800亿马克之间。(32) 1955年5月，在英国导演下，《伦敦—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在“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基础上，“西欧联盟”宣告成立，西德同时加入北约，英国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至此告一段落。随着西德重新武装化，它最终成为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战略前沿，其军事工业亦成为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的重要支柱，西德代替法国，开始成为美英等国深深倚重的欧洲盟国。

　　不可否认，在战后初期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建设中，美国发挥了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作用，但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华盛顿与美国驻欧洲外交官、政府与国会等，各方争论不休，这种激烈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对德政策及其实践，这使英国对德政策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和持久。

　　四、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的得失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从全面限制到“部分武装”，再到“全面武装”，英国对德政策在占领与管制初期并不完整，也不成熟，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和或然性。然而，受欧洲冷战斗争的影响，在美欧各国对德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同时亦为英国传统欧洲外交惯性使然，重新武装西德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战后初期英国的政治与安全利益，而且也反映了西方共同的冷战政治与安全需要。该政策既避免了欧洲民族主义干扰，又紧贴欧洲政治与安全形势。与美法两国相比，英国的对德政策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略胜一筹，该政策确保英国能够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进而在欧洲政治与安全问题中发挥作用。

　　总体而言，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西德政治、军事和外交全面冷战化。从西占区到联邦德国，西德的基本国策就是谋求战后重建、实现两德统一。西方各国就西德重新武装政策的争论，事实上使西德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加入北约组织，意味着西德将不得不放弃两德统一的政治目标，面对两个德国并存的残酷现实。事实上，西德并不像美英等国所想象的那样，热切希望重新武装，在西方各国酝酿重新武装西德之初尤其如此。刚刚摆脱了战争苦难的德国人民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化，重新武装政策在德国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而且西德也不想重新武装起来，将其武装矛头对准东部同胞。(33) 况且，美英等国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中包含了大量限制条件，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西德重新武装并非完全平等。美英等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更大程度利用西德的人力资源与经济资源，使之服务于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这一目标与西德之所愿相去甚远。

　　然而，欧洲冷战不断升级，迫使西德只能选择与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唯有如此，西德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才有保证，才能真正抵御外来威胁。欧洲冷战环境恶化，成为推动西德重新武装并进入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的重要动因，尽管这是以牺牲德国的民族与国家利益为代价的。当然，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为西德带来了某些现实利益，即恢复主权，从西方国家获得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支持，联合对抗苏联。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德的发展方向，不仅彻底排除了西德政治中立化的可能，而且还使西德永久性成为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在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下，在欧洲冷战实践中发挥作用。

　　第二，促进英国战后欧洲安全战略发生变化，加速英国政党政治倾向变化。在历史上，英德两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对手，尽管德国在两次战争中均遭败绩，但英国一直对德国深怀忧虑，在战后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害怕重新武装的德国会再次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34) 然而，受“二月事件”影响，英国开始调整对德政策，支持将德国占领区纳入西方防务安全体系。在拟订建立北约的华盛顿谈判中，英国支持美国将德国西部占区纳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以及“北大西洋组织”。(35) 众所周知，英国战后外交的目标是维持世界大国地位，其欧洲安全战略和西欧国家安全需要之间实际上存在差距，英国不愿意过度卷入欧洲事务。但欧洲冷战斗争迫使英国调整其欧洲安全战略，以重新武装西德政策为纽带，越来越深地卷入欧洲防务安全建设中，并成为西欧防务体系以及大西洋防务体系的重要成员。

　　在实现英国防务安全战略的转变过程中，英国两党外交方针发生重大变化，朝野政治力量发生分化与整合。在西德重新武装问题上，政府和军方一直意见相左。早在1950年纽约会议前，英帝国参谋长会议就曾提出建立一支联邦德国军队的主张。但由于贝文认为时机不成熟而使建议搁浅。(36) 由于欧洲冷战形势日趋紧张，政府与军方开始在认识上渐趋一致。继工党政府之后，保守党政府继承并发展了工党政府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两党在对待重新武装西德的态度上空前统一。相反，工党政府内部则围绕上述问题发生分裂，劳工大臣比万、贸易委员会主席威尔逊等人成为重新武装西德政策的坚决反对者。(37) 工党的分裂直接导致了其在1951年10月英国大选中落败。

　　第三，弥合北约成员国的政治与安全分歧，发展并完善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在战后初期围绕德国问题的政治斗争中，欧美各国态度并不一致。法国从始至终坚决反对西德重新武装，即使在北约建立后，在美英等国明确无误地表示要将西德纳入大西洋体系的意图后，法国仍坚持认为：“德国没有军队，也不能拥有军队”，“德国不能拥有武器装备，也不会有任何武器装备”。(38) 相反，美国则一直积极支持西德重新武装，“政府决定作出一揽子决策，其中包括重新武装欧洲，使德国为欧洲防御安全作出贡献”(39)。法美双方围绕西德重新武装的争斗，不仅导致欧洲防务建设严重滞后，而且也影响了大西洋防务安全建设。另外，低地国家对西德重新武装也表现出若即若离的矛盾心态，甚至西德自身也对重新武装心存顾虑。英国重新武装西德的政策照顾北约各成员国对欧洲防务安全的不同需要，广泛寻求共同利益，极大地弥合了各国间的政治与军事分歧。

　　以重新武装西德为纽带，英国推动了西欧防务实践与大西洋防务实践的有机结合，这一防务安全的新内容满足了西欧各国对欧洲防务安全的普遍需要，实际上强化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组织，推动了大西洋防务安全体系的深化。在大西洋防务安全框架下，重新武装的西德空前扩展了北约的战略防御前沿，使美欧各国的经济资源、军事力量得到了优化和整合，全面加强了北约在欧洲的战略地位。

　　第四，加速战后欧洲军事对抗格局形成。围绕西德重新武装，东西双方矛盾重重。尽管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竭尽机巧，曲意掩饰，尽力避免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力图让苏联逐步接受西德重新武装这一现实。但由于西德重新武装完全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冷战政治，其目标直指苏联，因此不论英国的西德重新武装政策如何伪装，必然意味着欧洲冷战斗争进一步升级。从美英等国酝酿重新武装西德开始，苏联就强烈反对西方这一冷战对抗政策，坚决要求建立中立化、非武装化的统一德国。苏联的态度注定英国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及其实践不会产生积极结果。

　　在反对西德重新武装、制止西德入盟北约无效后，苏联转而采取强硬政策。1955年5月14日，苏联与东欧七国订立《华沙条约》，建立和北约组织比肩而立的华沙条约组织，特别将民主德国囊括其中。这样，欧洲在政治对峙中，又形成了以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组织相互对抗的军事格局。自此，欧洲进入以两大军事一政治集团斗争与缓和交替为继的冷战新时代。就此而言，英国的重新武装西德政策，实际上助长并加速了欧洲军事对抗格局的形成。

　　注释：

　　① Julian Lewi, Changing Direction-British Military Planning for Post-War Strategic Defence, 1942-1947, London: Routlledge Companion, 1988, p. 4.

　　② Rohan Butler,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The Conference at Potsdam, July-August 1945, Vol. 1, London: HMSO, 1984, pp. 1265-1270.

　　③ Victor Rothwell, Britain and the Cold War, 1941-1947,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2, pp. 307-317.

　　④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9－363页。

　　⑤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76－387页。

　　⑥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67.

　　⑦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

　　⑧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

　　⑨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437－438页。

　　⑩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 85.

　　(11)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

　　(12)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 104.

　　(13) William Keyl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and Beyon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Since 1900, Oxford an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1-265.

　　(14)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

　　(15) Douglas Stuart and William Tow, The Limits of Alliance: NATO Out-of-Area Problem since 1949, Baltimore : The Joha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55.

　　(16) Peter Fische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Nuclear Challenge,” in Francis Heller and John Gillingham, eds., NATO: The Founding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2, p. 382.

　　(17)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18)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p. 255-256.

　　(19)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 200.

　　(20) Peter Fische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and the Nuclear Challenge,” in Francis Heller and John Gillingham, eds., NATO: The Founding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2, p. 8.

　　(21)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1.

　　(22)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p. 28-29.

　　(23)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806.

　　(24)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p. 376-377.

　　(25) FRUS, 1950, Vol. Ⅲ, p. 216.

　　(26)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 351.

　　(27)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7-49.

　　(28)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42.

　　(29) FRUS, 1952-1954, Vol. Ⅱ, pp. 1312-1313.

　　(30) FRUS, 1948, Vol. Ⅲ, p. 312.

　　(31) FRUS, 1952-1954, Vol. Ⅱ, pp. 1378-1384.

　　(32) FRUS, 1948, Vol. Ⅲ, pp. 316-317.

　　(33)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 5.

　　(34)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35) FRUS, 1950, Vol. IV, p. 75.

　　(36) 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HMSO, 1989, p. 85.

　　(37) Saki Dockrill, Britain's Policy for West German Rearmament, 1950-19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3-74.

　　(38) William Keyl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and Beyond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since 1900, Oxford an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95.

　　(39) John Duffield, The Evolution of NATO's Conventional Force Postur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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