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自1965年以来迁入美国的外来移民日渐增多，并在20世纪末期达到了历史高潮。在入境移民中，整体学历结构呈两极化趋势：即接受1-11年教育的移民和在大学学习一年以上的移民比例相对较高，而高中毕业的移民数量较少。这种状况源于美国移民政策中强调移民“家庭团聚”条款，同时也因为美国在20世纪后半期吸纳了大量难民，赦免了数百万低学历的非法移民。在各民族群体中，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移民的学历整体较低，亚洲和欧洲移民的学历较高。另一方面，高学历移民呈逐渐提高的趋势，特别是在90年代更加明显，这主要归因于美国政府加大引进外国优秀人才的政策。大量优秀人才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流失值得重视。

　　关 键 词：美国 移民政策 非法移民 外来人才

　　作者简介：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史。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摈弃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歧视性条款之后，各国移民能在平等的条件下入境。到21世纪初期，迁入美国的外来移民日益增多，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几乎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各界对入境移民的学历①构成日益关注。有学者认为，低学历移民数量过多，原因是美国移民政策过分强调人道主义性质的家庭团聚条款，忽略了经济发展需求，因而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虽然美国政府曾对移民政策多次改革，但依然未走出60年代确立的以家庭团聚为重点的政策模式，没有把吸引外国人才作为移民政策的最高目标。②也有学者认为，恰好是因为移民政策中过分强调家庭团聚的原则，入境移民的技术构成与土生美国劳工的差异日益增大。③鉴于国内学界对本专题的研究十分薄弱，笔者不揣浅陋，提出浅见。这不仅有助于认识美国移民政策的战略重点，探讨外来移民对美国人口、就业市场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从而为中国未来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政策提供参考。

　　一、移民的学历构成及其走向

　　1965年美国国会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颁布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它在废除歧视有色种族条款的前提下，确立了全球统一的以国籍为基础的移民限额制度，各国移民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申请入境。该法案实施后，入境移民逐年递增，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潮。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入境移民仅为332.16万人，70年代增至448.33万人，80年代达733.8万人，90年代跃至909.54万人，40年间总计2423.83万人。④如果从1965年移民法实际生效的1968年算起，到2000年，入境移民也达到了2192.55万人，其中亚洲和大洋洲移民占总数的35.1%，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占41%，欧洲占14.56%，南美洲占6.12%。⑤显然，在过去近40年间，美国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亚洲和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从不同时期入境移民受教育的水平看，整体上是在波动中呈微降状态，而且与美国人平均学历的差距有所加大。据美国学者对1960年之前、1966-1975年、1976-1980年和1981-1986年入境移民学历考察后发现，美国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分别为12.8年、15.4年、15.5年和15年。在相同的统计时期内，欧洲移民与美国人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分别相差2.3年、5年、4.1年和2年，与美国人的差异在缩小。亚洲移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在1960年以前比美国人高0.9年，但在此后三个统计时期内分别比美国人低1.4年、2.8年、2.3年，呈先降后升状态。非洲移民中也出现了与亚洲移民相似的结构和走向。在1960年以前入境的移民中，其平均教育年限比美国人高1.8年，之后开始下降，分别是相差1年、1.4年和1.2年。中南美洲移民接受教育的年限与美国人相差甚大，在四个统计时段内分别是0.6年、3.2年、3.5年和3.3年，基本走势是先升后降。加勒比海移民也呈现出与亚洲和非洲移民相似的结构和走势，在1960年以前的移民受教育年限比美国人的平均水平高0.9年，此后开始下降，在其他三个时段分别比美国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少3.1年、3.7年和3.3年。⑥外来移民与美国人教育年限差距加大的直接后果，就是高中以下学历的移民比例较高。这种构成在1970-1990年入境移民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这个时期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移民比例不断提高，并在90年代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水平，但低学历移民数量却过于庞大，并与美国人呈背向发展态势。例如，1970年，低于高中学历的劳工占美国土生人口的40.2%，但在1990年仅为14.4%，而在两个相同的年份，外来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从48.9%下降到37%。⑦这就是说，在外来移民和美国土生劳工中低学历比例同时呈下降趋势的时候，两者差距却在加大，前者因降幅小，仍然比后者高出一倍以上。

　　进入9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和政府引进高技术人才力度的加强，入境移民中的平均学历略有上升。例如，在1990年以前、1990-1999年和2000年以后三个时段入境的25岁以上移民中，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达到68.3%、66.8%和69%，在大学曾学习一年以上的比例分别达44.7%、41.8%和45.6%。获得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分别是25.1%、26.4%和31.9%。而硕士及其以上的比例分别是10%、10.8%和13.1%。显然，移民学历结构明显改善，与美国同龄人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到2007年，25岁以上的土生美国人口和外来移民中，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平均为87.6%和68%，在大学至少学习一年以上的比例分别占土生美国人的56.3%和外来移民的44.1%。有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在上述两类群体中分别占27.6%和26.9%。有研究生学位（含硕士和博士）的比例分别占9.9%和10.9%。不难看出，在从低学历到高学历的结构性曲线中，外来移民与美国人的差距逐渐缩小，并在最高学历的人群中超过了美国人的比例。从民族群体看，所有25岁以上的人口中，西班牙裔移民的学历层次较低。有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49.3%，而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仅为10.1%。相比之下，亚洲移民的学历构成较高。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比例达84.2%，持有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高达49.1%，是美国同龄人口中相同学历人口比例的177.8%和所有外来移民群体比例的182.52%。令人惊讶的是，在白人移民中，整体学历层次并不高。所有白人移民（含讲西班牙语的白人移民）牛，获得学士及其以上学位的比例仅为23%，扣除讲西班牙语的白人移民后也不过37.9%，比亚洲移民的平均学历低12•个百分点。再从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看，白人比例占美国公民的89.2%，而在包含西班牙裔在内的所有白人移民中为66.4%。扣除西班牙裔后，有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白人移民高达84.6%。⑧

　　上述数据表明，尽管外来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但在各国移民中差异甚大。例如，墨西哥移民的学历明显偏低。在1980年以前入境的墨西哥移民中，其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为7.3年，而在1980-1990年入境移民中增加到8年。在两个相同时期内，英国和加拿大移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平均从14.2年上升到15年以上，中、日、韩三国移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始终保持在14.5年以上，来自这5个国家移民的平均学历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比墨西哥移民的平均学历高出近两倍。此外，高中以下的低学历比例占1960年入境的墨西哥移民的89%，到1.990年减少到54%，而在东南亚移民中的比例从33%上升到39%，在中、日、韩三国移民的比例从22%减少到10%，欧洲移民从37%减少到10%，英国和加拿大移民从31%减少到3%。在上述两个时期内持有大学学历的移民中，墨西哥移民的比例从2%上升到6%。中美洲国家的移民从18%减少到6%，东南亚移民从22%下降到8%，中、日、韩三国移民中从13%上升到39%，欧洲移民中的比例从21%上升到40%，在英国和加拿大移民中从13%上升到39%。⑨显然，在墨西哥移民、中美洲和东南亚移民中，平均学历普遍偏低，而且其比例呈现增长之势。

　　换一个角度看，在2000年，美国所有23岁以上的外来移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平均为11.62年，25岁以上的美国土生人口中平均为13.27年，移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比美国土生公民少1.65年。但是，体现在各国移民中差异甚大，有些移民群体的学历甚至高于美国人。例如，墨西哥移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平均为6.93年、波多黎各人为10.9年、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移民平均为10.6年。这三大移民群体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不仅均低于所有移民的平均水平，而且分别比25岁以上的美国人少6.34年、2.37年和2.67年。来自非洲、加勒比海、日本、韩国和南亚国家的移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3.89年以上，其中最高的是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平均在15.25年以上，日本人平均为14.20年、韩国人平均为14.21年、菲律宾人平均为14.36年，均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水平。虽然华人移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仅为12.87年，西北欧白人分别为13.19年，略低于上述各国，但与美国人接受教育平均13年的水平非常接近。

　　不言而喻，虽然外来移民的整体水平略低于美国人，但由于其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基本上都是本国高学历人口的代表，其平均学历基本上比母国人口的平均学历高40%到一倍左右。例如，西北欧移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份比其母国人口平均高4.7年。非洲和加勒比海移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比其母国人口平均高10.29年，墨西哥移民比其母国人口受教育年限平均高0.2年，古巴移民比其母国人口受教育年限平均高3.73年。按照同样的标准和方式表述，让人感到震惊的是，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移民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比母国人口高4.7年，华人移民比中国人口平均高5年，东南亚移民比其母国人口平均高8.2年，太平洋岛屿移民比其母国人口高6.2年。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日本，其移民也比母国人口平均高4.5年，菲律宾移民比其母国人口高6.7年。⑩这就是说，来到美国的各国移民都代表了母国的精英，他们移民美国意味着其母国长期的“人才流失”，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然而，当发展中国家的“人才”移民美国后，他们因语言文化上的劣势，加上初来乍到，举目无亲，因而在就业市场上常常出现高职低聘的现象。

　　需要说明的是，移民的平均学历高于其母国人口的平均学历，其原因之一是，在每个时期入境的外来移民中，有许多随同父母移民的未成年子女。他们来到美国之后，其父母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差异不同，因而对各国移民的整体学历结构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在加州各移民群体中，墨西哥移民的中小学入学率和平均学历都是最低的。在2004年加利福尼亚15岁的移民中，欧洲和亚洲移民的入学率平均在92%以上，黑人为95%，但墨西哥移民仅为85%。在17岁的移民中，来自欧洲和亚洲移民的入学率仍平均在92%以上，美国黑人也高达91%，墨西哥移民仅为62%。在18-21岁的移民中，高中毕业的比例在墨西哥移民中也是最低的。在1980年和1990年，有高中文凭的墨西哥移民的比例从33%增长到44%，欧洲移民从54%增至58%，亚洲移民从77%上升到82%，黑人从57%跃至66%。(11)显然，从15岁开始，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学历层次的提高，墨西哥移民与其他所有移民和美国土生人之间的学历差距都在不断增大，这种差异决定了墨西哥移民日后在就业市场上长期在低层次上徘徊的窘境。

　　二、低学历移民入境的历史原因

　　大批低学历移民能够进入美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除美国国内因为存在大量非熟练就业机会所产生的拉力作用之外，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美国的移民政策本身。1965年美国国会在修改移民法时，大幅度地增加了“家庭团聚”的限额，允许美国公民和合法外侨的外籍亲属（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和未成年子女）入境，其限额之多，合占总限额的74%。美国国会如此偏重于美国公民和合法外侨的家庭团聚，实际上是想借用人道主义的旗号，限制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有色种族移民，因为在1965年之前，美国移民政策的限制对象一直是亚洲和东、南欧洲国家的移民。从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的实情看，一个毋庸争辩的事实是：在“家庭团聚”条款下，入境移民的整体技术构成并不高。例如，在1994年入境的“家庭团聚”类移民中，27.5%的人有理工科专业本科学历，到2003年同类移民增加到37%。(12)这就是说，在该条款下入境的移民中绝大多数是低学历移民。当然，如果将“家庭团聚”条款下入境的技术移民，与1965年移民法规定的“就业类”条款（也即第三和第六条优先入境原则）下入境的移民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在“家庭团聚”条款下入境的技术移民比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低。例如，在“就业类”条款下入境的移民数量，占1967-1976年迁入美国的会计与审计人数的38.6%、工程师的35.6%、护士的27.4%、医生的29.4%、科学家的32.2%、教师的20.3%、作家和艺术人士的13%、经理和管理人士的5.5%、技术人员的13.6%和速记员与秘书等人员的13.6%。(13)

　　再以1985-1987年为例，在“就业类”条款下入境的建筑师仅占当年同类职业移民的21.8%、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52.93%、医生的11.4%、自然科学家的40.18%、工程师和测绘科学家的39%、大学教师的35.63%、律师和法官的8.16%、中小学教师的7%和护士的30%。换句话说，在每年入境的就业类移民数量占各类高学历移民总量的比例比较有限，而将近一半的高学历技术移民是依据“家庭团聚”或者难民法条款下入境的。(14)所以，仅仅从第三和第六优先入境原则下入境的技术移民数量来判断入境移民的整体技术素质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同时还必须指出，在正常情况下，移民不是个人的单独行为，而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群体移民。每名技术劳动力的背后常常站着至少两至三名（妻子、父母或岳父岳母）学历较低的成年人。因此，高学历移民的比例保持在成年人口中的35%-40%的比例都属于正常范畴。有鉴于此，“美国移民改革委员会”在其提交给总统和国会的报告中指出，家庭团聚条款应继续作为“移民政策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不仅因为它是一项能促进家庭团圆的人道主义政策，而且是因为它能帮助移民在“适应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仍然保持家乡的某些传统”。更重要的是，“外来移民可以带来美国所需要的并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进而为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做出更重要的贡献。(15)

　　实际上，在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美国国会的一些举措也产生了限制技术类移民入境的效果。例如，《1976年移民法》规定：所有申请就业签证的外国医生，必须参加“全美医疗考察者考试委员会”规定的考试，否则不能申请就业签证。那些持有非移民签证并在美国已经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员（即在美国获得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可以免试申请就业。在该法案实施后，入境的外籍医生从1977年的2000多人减少到1979年的623人。由于就业类移民的限额较少，某种单一技术类移民入境较多，会影响到其他技术类移民的人数。同时，当每年的移民总数受到限制时，技术类移民也首当其冲。例如，按照国会在1965年的规定，在1966年到1976年间，每年的技术类移民限额仅占20%，绝对人数仅为29万限额中的5.8万。然而，在1981年美国国会颁布的难民法中，技术类移民的限额被削减到5.4万，比1965年移民法中规定的限额减少了7%。(16)这一政策一直实施到1990年移民法生效时为止。

　　从移民来源看，有两类移民对当代美国移民的学历结构影响较大。第一类是难民，第二类是非法移民。就前者而言，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冷战结束，美国先后接纳了数百万来自欧洲、亚洲和美洲国家的难民。尽管入境的难民都经过了美国政府严格地甄别和筛选，其中也不乏大量的精英人才，但强调人道主义，把美国建设成为被压迫者的庇护所的思想却一直没有消失。例如，在来自越南和柬埔寨的难民中，1975-1979年入境人数仅有25.41万人，而在1980-1987年入境的难民达到56.21万人。(17)如果说在1979年之前入境的难民中有不少人是来自社会上层、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才，那么在1979年之后入境的难民中，绝大多数人的学历较低。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上半期，苏东剧变、前南斯拉夫的战火、索马里的内战和海地政局的动荡等等，造成了新的难民潮的到来，199l-2002年美国安置的难民达到101万人。(18)在上述难民中，多数学历较低，因而来到美国之后的就业参与率较低。例如，在80年代初期，来自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难民的就业参与率在80年代初期仅为39%，不到美国劳工就业参与率的60%。从职业结构看，从事白领职业的比例仅为15.1%，从事专业技术和经理职位的比例为1.6%，销售员和办公室职员的比例为13.5%，从事蓝领职业的比例为61.6%。(19)在80年代末入境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难民中，工程师的比例分别为30%和10%。(20)参差不齐的学历、文化上的差异、语言技能和美国经济的起伏变化等各种因素，必然导致低学历移民在就业市场底层徘徊不前，其经济同化与融合进程也是步履蹒跚。

　　就非法移民而言，虽然它一直是美国政府限制和打击的对象，但是在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随着美国对西半球移民入境人数的限制，非法移民问题日益泛滥，并在80年代使美国的边境陷入失控状态。为有效地遏止非法移民，美国国会在1986年颁布了《移民改革与控制法》，它在加强边境和入境口岸管理与防范措施的同时，对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非法移民实施了赦免政策，结果有300多万非法移民获得了合法居留美国的资格。这些被赦免的移民当年非法越境，就是因为他们不符合合法入境的条件，多数是学历较低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在90年代获得了美国公民资格后，也加入了担保“家庭团聚”移民的行列，其结果必然又造成了“链条式”的低学历移民。从国别和地区看，墨西哥和拉丁美洲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后院，因而该地区成为当代美国外来移民主要来源地之一就不足为奇。就墨西哥而言，由于它与美国为邻，有2000多英里的边境线，加上两国经济差异甚大，因此，墨西哥人或合法或非法频繁地穿越于两国之间。特别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两国人口的相互流动更是前所未有。在这种背景下，墨西哥成为当代美国外来移民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据统计，从1965年到2000年，先后有965.9万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占同期入境移民总数的29.7%。(21)除墨西哥移民之外，人数较多的便是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移民。据1990年人口统计，移民的增加使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增长了53%，占美国2.48亿人口的9%，其中，墨西哥移民占62%，中美洲占13.8%，波多黎各和古巴移民等占15.7%，美洲移民占7.5%。到2006年，当美国人口越过3亿大关的时候，美国的拉丁美洲裔达到了其历史上最高水平的5000万，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5%。拉丁美洲移民的成倍增长，除每年大量的合法移民之外，关键在于禁而不止的非法移民。据美国移民局分析，2007年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可能会达到1300万。(22)这表明，禁而不止的非法移民成为当代美国低学历移民最主要的来源之一。

　　必须指出的是，在入境的高学历移民中，有许多人属于“转换身份”的移民。他们最初是作为学生、访问学者、旅游者或探亲者等“非移民”身份入境的。其中，留学生是最终定居美国比例最高的群体。在1966-1975年间，有10万多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移民美国，其中有40%是最初持学生或访问学者等临时性签证入境的人。(23)在各国学生中，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学生人数较多，而墨西哥和西半球地区的留学生人数很少。例如，在1961-1981年美国各大学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累计达到61956人，其中亚洲学生32003人，占总量的51.65%，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生13079人，占总数的21.11%，非洲国家及“国籍不明”的学生达到12045人，占总量的19.44%。可是，作为当代美国外来移民主要来源地区之一的拉丁美洲和墨西哥，其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人数分别为3 652人和748人，分别占总量的5.8%和1.2%。也就是说，1961-1981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理工科专业学生中，西半球的学生总量仅占7%。(24)即使这些学生全部定居在美国，也不足以改变西半球移民低学历的格局。而获得博士学位人数较多的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留学生转换成永久性定居美国的移民之后，对同族移民的学历构成却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高学历移民的吸引政策与措施

　　如前所述，在当代美国的外来移民中，高学历移民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吸引外国人才的力度。最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移民法。该法令中关于技术人才的条款规定：（一）技术类移民的数量从1981年难民法中规定的5.4万增加到14万。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士、在跨国公司担任部门经理三年以上的管理者，或在体育、文学艺术等领域享有国际声望的人才等都可以申请；（二）每年设立1万名投资类移民限额，申请者必须在美国的高失业区投资100万美元，或在低失业区投资50万美元以上，必须雇用10名以上的美国劳工；（三）设立临时技术劳工计划，将1952年移民法中规定、1970年移民法中补充的H-1计划一分为二，设立了H-1A和H-1B签证计划。H-1A计划吸引的对象是外国的护士，而H-1B计划主要是引进在“高端领域掌握理论与实践”技能的、具有特殊才能的外籍人才，每年人数不超过6.5万人。他们入境后按照合同工作三年，期满后可续延三年，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年。合同期满后，如果美国的公司需要继续雇佣该劳工，该公司可帮助被雇佣者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的资格。(25)

　　然而，当1990年移民生效后，美国经济经过了1991-1992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再次进入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以高科技企业为龙头的知识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118个月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美国的失业率在1996-2000年下降到4%以下，是1969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在各行业中，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行业。例如，在1990-1997年，美国在线公司的职员增长了6254%，海湾网络(Bay Networks)公司职工数量增长了670%，戴尔公司职员增长了590%，英特尔公司员工从23900人增至63700人，增幅达167%，而微软公司的职员从5635人增至22232人，增长了295%。由于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速度惊人，技术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非常突出。从业劳工中不仅包含许多无学历劳工，而且还有许多来自其他专业背景的劳工。例如，在90年代中期，计算机与信息科学行业的就业人员达到64.13万人，其中有1.03万人没有学位。在拥有学位的63.10万人中间，有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专业背景的劳工仅为16.28万人、工商管理专业背景的劳工8.96万人，社会科学专业7.91万人，应用数学3.31万人，心理学2.45万人，经济学2.27万人，教育学2.10万人，政治学1.82万人，物理学1.41万人。在计算机编程类职业就业的20.49万劳工中，5 502人无学位。在有学位的19.94万劳工中，计算机科学仅为7.57万人、应用数学3.39万人、工程学2.51万人、物理学1.3万人。这种专业不对口的格局表明，美国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仅如此，按照美国劳工部的分析，在1994-2005年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仍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从业劳工人数将从136.5万人增长到218.4万人，增长60%。然而在同期内，美国每年可以培养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过2.45万人，即使加上硕士和博士毕业生，也很难满足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26)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各地高校的理工科专业学生人数在不断减少。在1990年美国各地高校授予的各类学位达到190万，1996年上升到220万，增长了16%，但是，高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在同期内下降了5.1%，其中工程技术专业下降了16%，计算机科学没有明显增加，商业信息专业的毕业生增长了24%，数学专业减少了9%，物理学减少了5%。(27)

　　面对这种相悖的现实，美国的企业和学者再次呼吁美国政府强化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措施。一些学者要求美国政府反省其违背国家利益的移民政策，避免“大量非熟练、学历低下、英语水平有限的劳工流向美国许多中心城市的劳工市场”。(28)为了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也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持有类似观点，认为高技术人才供不应求的现实表明：“美国经济与移民政策之间出现背向趋势”，联邦政府应毫不迟疑地采取引进外籍人才的措施。更严峻的是，由于美国国内需求旺势不减，前文中提到的H-1B临时劳工计划连年出现名额“赤字”现象。在1996年入境的H-1B劳工中有2800人占用了1997年的限额，而在1997年入境的劳工中有3800人占用了1998年的限额。(29)社会各界的呼吁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美国国会于1998年颁布了《美国竞争力和劳工改进法》，它规定在1999和2000年将H-1B计划的限额从每年的6.5万增加到11.5万，到2001年时酌情回归每年6.5万限额的规模。但是，在2000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决定在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将H-1B计划的年度限额增加到19.5万。(30)

　　上述立法实施后，90年代上半期入境的高技术劳工人数从1991年的5.18万人减少到1992-1994年的每年4.5万人以下，到1995年仍然没有超过5.18万人的规模。但是，从1996年开始明显增加，从当年的5.83万增加到2000年的13.32万人，2001年达到16.16万后，因为经济增长减速，社会失业率再次上升到6%以上，所以，申请入境的劳工又下降到11万左右。在1991-2003年间，首次入境的H-1B劳工数量达到108.76万（不含家属），鼓励跨国公司引进外国劳工的L-1A计划也聘用了100万以上的外国人才。当然再加上延长聘期的H-1B和L-1A劳工计划，绝对人数超过340万人以上。(31)在2005-2007年又有130多万外国的劳工根据H-1B临时劳工计划进入美国工作。(32)从来源看，几乎每年有40%到50%的被雇佣者是来自在美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和博士后人员，其中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博士及博士后人员合占60%以上。(33)最后，在1990年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的专业技术人士也可以进入美国工作，受聘者多数是具有大学学士学位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教授等高学历人士。在1994-2003年从该计划下入境的高技术劳工达到52.18万人，加上家属则超过63.4万人。(34)

　　由于美国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加强了吸引外籍人才的力度，入境外籍劳工的学历构成明显提高。1994年，美国就业市场15-64岁劳工中，低于初中学历的劳工比例达30.5%、高中学历的比例为38.6%、大学学历的比例为30.9%。但在1994-2002年入境并进入美国就业市场的移民中，三个学历层次的比例分别为34.8%、34%和31.2%。(35)显然，在入境移民中，低学历比例有所下降，大学学历的比例与美国人的水平相当。换一个角度看，在1990-1999年入境的移民中，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移民占移民总数的27.6%，但在2000-2004年达到了34.3%。再从来源看，在2003财政年度，来自印度的临时工占当年持H-1B签证劳工数量的36.7%，中国为9.2%，合计为45.9%。在2004财政年度获得永久性居留权的移民中，印度移民占就业类移民总数的24.7%，中国占10%，两国合占1／3以上。大量高技术人才的到来，增加了美国外籍人口中高学历人才的比例，其人数从1990年的620多万增加到2000年的1250万人，占居住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外籍人才的比例从1990年的49.8%上升到50.7%。(36)反过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的流失，却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综上所述，在1965年移民法实施后，移民的学历出现两极化趋势。一方面，12年及其以下学历的比例和13年学历以上的比例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在各民族群体中，亚洲移民学历构成较高，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学历偏低。这种结果的根源在于：入境的亚洲和欧洲移民中，其学历比其母国平均学历高一倍以上。而低学历移民的增多，关键在于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合法移民数量居多。高学历移民呈迅速增长之势，主要是1990年以后美国加强了吸引技术人才的力度。移民政策上的鼓励，加上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促使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才进入美国。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进入美国的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和医生中，亚洲移民的比例较高，其中许多人是学成不归的留学生。他们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前已经掌握了语言和就业技能，对美国就业市场的行情比较了解，因而能相对容易地融入美国社会。

　　注释：

　　①在本文中，“学历”是指学习的经历，在表述上：(1)指具体学位（如学士、硕士和博士）；(2)指接受教育的年限，与英语中的“years of education”和“years in school”意思相同，在行文中多用来表述移民群体平均接受教育的水平，特此说明。

　　②Vernon M. Briggs, Jr., Mass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Arm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p.224-225.

　　③Jacob Funk Kirkegaard, The Accelerating Declining in America's High-Skilled Workforce: Implications for Immigration Policy,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007,p.18.

　　④Michael C. LeMay, Guarding the Gates: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pp.30-31.

　　⑤Armando Navarro, The Immigration Crisis: Nativism, Armed Vigilantism, and the Rise of a Countervailing Movement, Lanham, MD: Alta Mira Press, 2009, p.371.

　　⑥引用数据为笔者根据统计表格计算，引自Paul W. Miller, "The Earnings of Asian Male Immigrants in the Canadian Labor Marke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26, No.4 (1992): 1226。

　　⑦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The New Americans,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Immigran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7, p.183.

　　⑧U.S. Bureau of Censu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7",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p.3,5.

　　⑨Kevin F. McCarthy and Georges Vernez, Immigration in a Changing Economy: California's Experience-Questions and Answers,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97, pp.38-39.

　　⑩Gabriella C. Gonzalez,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Immigrant Families: Communities Context and Family Background,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5, pp.38-39.

　　(11)Kevin F. McCarthy and Georges Vernez, Immigration in a Changing Economy, p.36.

　　(12)Jacob Funk Kirkegaard, The Accelerating Declining in America's High-Skilled Workforce, pp.18,27.

　　(13)U.S. Departments of Justice, Labor and State,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Immigration Policy: Staff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s of Justice, Labor and State, 1979, pp.302,305.

　　(14)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n the U.S. 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pp.31-32.

　　(15)U.S. Commission on Immigration Reform, Legal Immigration: Setting Priorities, 1995 Legal Immigration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pp.31-32.

　　(16)Guilermina Jasso, Mark R. Rosenzweig and James Smith, "The Changing Skill of New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Trend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Working Paper 676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tober, 1998), pp.14,21.

　　(17)David E. Simcox, American Immigration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8, pp.52-53.

　　(18)OEC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nual Report,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 p.34.

　　(19)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on the U.S. Economy and Labor Market, p.40.

　　(20)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mmigration and America's Workforce for the 21st Century: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and Claim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rial No.9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9, p.181.

　　(21)Gabriella C. Gonzalez,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Immigrant Families, pp.5-6.

　　(22)Armando Navarro, The Immigration Crisis, pp.116,211.

　　(23)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Indicators, 1976, Repor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Board, 1977,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165.

　　(24)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octorates: 1960-1981, Special Report NSF 83-309,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83, p.68.

　　(25)Steven J. Gold and Rubén G. Rumbaut, The New Americans: Recent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6, pp.18.20.24.

　　(26)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mmigration and America's Workforcefor the 21st Century, pp.46-48,168,180-181.

　　(27)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tatus of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Workforce Improvement Act of 1998: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and Claim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ous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Serial No.11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p.57.

　　(28)Vernon M. Briggs, Jr., Mass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pp.224-225.

　　(29)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mmigration and America's Workforce for the 21st Century, pp.3,181.

　　(30)Steven J. Gold and Rubén G. Rumbaut, The New Americans: Recent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p.26; Jeanne Batalova, Skilled Immigrant and Native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Debate and Beyond, New York: LFB Scholarly Publishing LLC, 2006, p.25.

　　(31)U.S Congress, Senate, The L-1 Visa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Economy: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Border, Security and Citizenship of the Judiciary Committee, Serial No.J-108-3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88.

　　(32)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Annual Flow Report: Nonimmigrant Admissions to the United States: 2007, August, 2008, p.5;

　　(33)U.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tatus of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the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and Workforce Improvement Act of 1998, pp.8,18.

　　(34)Roger G. Kramer,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2003,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Labor, Working Paper No. 38, December, 2003, p.45.

　　(35)OEC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61.

　　(36)David L. Bartlett, U.S. Immigration Policy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OECD Countri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 Foundation, 2007, p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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