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主宰了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在后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学者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来仔细考察和重新评估冷战史。自从冷战国际史项目于1991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以来，“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根据相关英文文献，对过去十年美英两国冷战史研究新发展、新动向以及冷战史研究现状，做一总结归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美国的主要冷战研究中心、研究冷战的资料来源和新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英国冷战研究概况等。

　　关 键 词：冷战史研究 美国 英国

　　作者简介：夏亚峰，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政策史、中美关系史、冷战国际史。

　　

　　冷战主宰了20世纪的后半期国际政治。在后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学者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来仔细考察和重新评估冷战史。自从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于1991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建立以来，“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1997年，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他认为其特征在于利用多方档案以及“这场冲突所有主要参与者的记录”。① 就其“新意”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视野、新角度：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使学者们能够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头有尾、完整的事件来重新看待，重新解释；二是新材料，新证据：冷战结束前，西方冷战史研究所利用的主要是西方档案，尤其是英美两国档案，因此冷战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美国对外政策和英国对外政策的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全球冷战史研究。冷战结束后，随着前共产党国家档案的大量公布，使得冷战研究可以建立在多边、多国档案的基础上。2003年，陈兼和余伟民发表专文，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崛起、主要学术特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梳理。③ 本文根据相关英文文献，④ 对过去十年美英两国冷战史研究新发展、新动向以及冷战史研究现状，做一总结归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美国的主要冷战研究中心、研究冷战的资料来源和新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英国冷战研究概况等。

　　美国主要冷战研究中心

　　很多美国大学开有专门教授冷战的课程或其他课程如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国内政治和文化、世界史、亚洲史、国际冲突和合作等，也涉及很多冷战史的内容。大多数冷战研究专家在历史系，但在政治系、美国研究系、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也有研究冷战的学者。除了下面将要重点介绍的四个以大学为依托的冷战研究中心外，其他一些大学也有很多著名的冷战研究学者：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康纳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等。根据成立的时间先后循序，四个以大学为依托的冷战研究中心为：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冷战研究中心（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Center for Cold War Studies）——1994年成立冷战历史小组，2002年建立冷战研究中心；1998年成立的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the Harvard Project on Cold War Studies）；2000年成立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Cold War Croup）和2001年开始的纽约大学冷战研究项目（New York University, Project on the Cold War）。

　　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冷战研究中心（）现由雅趣（Salim Yaqub）教授主持，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战史研究课程，培养博士生，召开国际会议（特别是亚洲冷战方面的会议），并举办公共讲座和研讨会、接受访问学者等。该中心还设有一个辅助中学和大学教师从事冷战教学的网站（），名为“冷战与国际冲突”（contemporary conflicts in light of the Cold War）项目。

　　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要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同时也开设冷战研究方面的课程。该中心由著名学者克莱默（Mark Kramer）主持，他本人是俄国问题研究专家，精通数国语言。该中心收藏大量前苏联集团国家的档案，主编冷战研究学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hpcws/journal.htlm）、冷战研究学术专著系列丛书（～hpcws/bookseries.htlm）、举办会议和学术讨论会等。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要是利用前苏联集团的解密档案来认识冷战，开展理论讨论，为现实政治总结历史教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前苏联的种族冲突和民族动荡问题。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提供网上获取前苏联集团档案（～hpcws/documents.htlm）的机会以及有关冷战研究的其他机会（～hpcws/sources.htlm）。哈佛大学还有关于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大量微缩胶片。

　　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研究小组注重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冷战史，探讨冷战史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该中心现由哈利森（Hope M. Harrison）教授主持，主要学者有赫希伯格（James G. Hershberg）、布热津斯基（Gregg Brazinsky）和古德盖尔（James Goldgeier）等。在历史系和政治学系开设冷战研究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该小组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冷战研究中心有博士研究生交换项目。近十年来，该中心与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冷战研究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中心举办每年一次的博士生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研究生在论坛期间宣读他们利用新材料、阐述新观点的论文。会议评选出来的最好论文，在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中心主编的《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期刊发表。中心特别注重冷战史专业的研究生的培养，从2003年以来，受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资助，每年暑期为研究生举办如何使用档案的短训班。短训班为期一周，训练和培养现代史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生从事档案研究的能力。已有数名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博士生参加过该学院的培训。中心还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the Hu manities）资助，为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举办暑期培训班，指导他们如何将冷战研究的最新成果传授给学生。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合作，中心利用美国国家人文基金的资助，为中学教师和学生设立了关于冷战档案的网站（）。自2008年以来，中心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共同在暑期举办冷战国际史中美博士论坛，为中美两国高校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在读博士生和青年教师提供一个可以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

　　纽约大学因为2001－2004年的全球冲突研究项目（Global Conflict）和2006－2010年的美国国内政治与冷战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ld War）的设立，使其成为美国主要的冷战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除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冷战方面的课程外，还资助研究项目、支持访问学者，举办国际会议和讲习班、研讨会等。全球冲突研究项目由玛丽琳•扬（Marilyn Young）教授和亨特（Allen Hunter）教授主持，第一年的研究主题是战争与和平；第二年的研究主题是日常生活、知识和文化；第三年的研究主题是历史、统治方式和可供选择的其他方案。美国国内政治与冷战研究中心由玛丽琳•扬教授和纳什（Michael Nash）教授主持，主要是收集美国劳工和左派运动历史资料（）。这个五年的研究项目，提供一个博士生研究基金和一个博士后研究基金，为研究冷战是如何影响美国国内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课题、利用中心收藏于塔米闷图书馆（Tamiment Library）的前苏联和美国档案的学者提供暑期研究基金。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是美国，其实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不是以大学为依托的冷战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91年，由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资助。利用前苏联档案的解密，从事收集、整理、翻译、公布前共产党国家的档案，研究“另一方”的历史。赫希伯格（1991－1997）、王大卫（David Wolff, 1997－1998）和奥斯特曼（Christian F. Ostermann，1998年至今）先后任主任。中心编辑出版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和研究论文系列（CWIHP Working Paper series），其冷战研究专著系列始于1998年，由赫希伯格担任主编，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威尔逊中心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成立之初，主要是着力从莫斯科和前苏联集团国家获取档案并予公布。由于从莫斯科获取新档案的机会越来越少，中心近年来工作重点转到中国，并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签订几个有关公布档案的协议。中心的出版物和国际会议已经对以下问题有很深的研究：美苏冷战起源与结束、美苏缓和、第三世界、中苏分裂、华沙条约、南斯拉夫问题、东欧危机、朝鲜战争和很多其他问题。

　　另一个不是以大学为依托的冷战研究中心为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narchiv）。该机构成立于1985年，由曾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阿姆斯特朗（Scott Arrestrong）发起。国家安全档案馆设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格尔曼（Gelman）图书馆内，布莱通（Thomas S. Blanton）从1992年以来一直担任主任。中心致力解密美国政府涉及安全问题的档案，收藏大批美国解密档案和前苏联、拉美以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很多文件已经电子化，供研究人员免费订阅下载（）。国家安全档案馆还与冷战国际史项目合作，就冷战时期的一些“爆炸性”问题（flashpoints），例如，1953年的东德暴乱（the 1953 East German Uprising）、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古巴导弹危机、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年代的波兰军管等问题共同举办国际会议。国家安全档案馆为这些会议准备解密文件的简报，并与中欧大学出版社（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共同出版国际档案文件集。国家安全档案馆还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就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序问题提供咨询，并成为这些文件的收藏中心。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还个人出版了不少研究冷战的著作。如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伯尔（William Burr）博士编著出版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档案，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⑤

　　冷战史研究的美国资料

　　对于从事冷战史研究的新手来说，可以从研读国家安全档案馆、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及论文系列、哈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的档案材料开始。对那些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学者来说，可查阅位于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II），与冷战相关的档案也可以从网上查询（）。冷战时期的各位美国总统，从杜鲁门（Harry Truman）到福特（Jerald Ford）时期的档案也已经相继解密，供研究者查阅。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编辑出版多卷本《美国外交档案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也可以在网上下载（）。此外，弗吉尼亚大学的米勒中心（Miller Center）总统录音项目（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Project），收集了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到尼克松（Richard Nixon）六位美国总统大约5000小时的会议录音和电话录音，很多已用文字公布，可以从网站下载（? PHPSESSID）。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收藏有美国政府前官员的个人档案和访谈记录。特别是乔治城大学设有一个外交口述史项目（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收藏有美国许多外交官的访谈录和口述史的录音和文字记录（）。此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发展署（the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档案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

　　还有几个有用的关于冷战研究的网站：1998－1999年，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Cable News Network）制作了一部24个系列的冷战（Cold War）专题片，并设立了一个冷战网站，包含专题片的文字形式、访谈、地图和资源图片（）。由旅美捷克裔学者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主持的“合作安全平行研究项目”（），对北约和华约、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做比较研究，其网站有很多文件和出版物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荃特伯格（Marc Trachtenberg）教授于2006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际史治史方法的专著，⑥ 他的网站（）为从事冷战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指南，有很多关于冷战研究资料、机构和信息。圣塔•克劳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冷战电子信息资源网（），可以下载冷战研究的原始档案、研究文章和网络信息等。此外，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Fairfax County）的冷战博物馆（The Cold War Museum）有一个内容丰富的网站（），致力于保持冷战时期人物、地点和事件的历史准确性，从事教育和研究这一全球性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

　　此外，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每年夏天举办的年会，总会有很多关于冷战史的专题讨论会，其会刊（Diplomatic History）经常刊登有关冷战史研究的重要论文。美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线外交与国际史专栏（H-Diplo）经常刊登有关冷战史研究专著及论文的圆桌书评和单篇书评，有不少有关冷战研究的信息（～diplo）。

　　冷战史教学与热点问题的争论

　　在冷战时期，冷战研究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和学术流派：1950年代的正统学派（Orthodoxy）或传统学派（Traditionalism），认为苏联应该对冷战的起源负责，而美国则是被动卷入冷战，是为了捍卫民主制度，遏制共产主义扩张；1960－1970年代的修正学派（Revisionism），因为受美国陷入越战困境的影响，认为冷战不是起源共产主义扩张，而是美国式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倾向接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操重和控制，其目的是为在全球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崛起的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m），继承了修正学派的观点，也吸收传统学派的说法，认为冷战由传统均势机构的失衡所致，美苏双方对冷战的起源都应负责任，但苏联的责任更大一些。⑦ 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新的档案材料的公布，出现了加迪斯所称的“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潮流。根据陈兼和余伟民的看法，“所谓‘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一种外延与内涵都可以清楚界定的学术流派，而是一种由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具体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以及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及讨论而产生的学术现象。其中，学者之间在概念、定义、史料阐述以及史实释义上往往存在不同意见”。⑧ 在课堂、媒体、政治家和学者之间，关于冷战问题的争论十分热烈，除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观点的交锋外，此外还有“西方胜利论”（Triumphalism）和“民主优越论”观点的存在。

　　使用最为广泛的冷战史教材是康纳尔大学现已退休的拉法比（Walter LaFeber）教授所著的《美国、俄国和冷战》（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该书于1967年第一次出版，到2006年已经出第十版。在1990年以来的几个较新版本中，拉法比引用了冷战国际史项目的一些新档案材料，并建了一个有原始资料、相关网站和图片资料的专门网站（）。拉法比最初属于修正学派，批评美国对冷战起源应负的责任，认为战后美国由于经济需要寻找市场和原料。与“西方胜利论”学派对美国取得冷战胜利十分自豪的观点不同的是，拉法比对冷战持批评态度，他的书是这样开头的，“冷战花费美国国防开支8兆美元，10万美国人为此丧命；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1950年代初期，许多人的职业被毁；美国陷入东南亚的冲突，引发了于1980年代爆发、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⑨ 笔者认为该书对讲授美国与冷战课程比较合适，但对教授国际冷战史课程就不是最好的选择。

　　最近十多年，可作为冷战史教科书最为有影响的是耶鲁大学教授加迪斯1997出版的《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和2005年出版的《冷战：一部新历史》（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加迪斯为后修正学派主要代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主要讨论的是冷战前15年的历史，涉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欧亚两洲建立的相互对抗的阵营、核武器问题、古巴导弹危机、德国问题、第三世界、经济冷战、意识形态和同盟关系等。⑩ 加迪斯强调冷战的结束是西方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冷战胜利的英雄是西方的强硬派和保守派，比如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教皇保罗二世（John. Paul II）等。正像他的书名表明的那样，加迪斯是以一种西方胜利者的自信，来重新审视冷战历史的，他的口气就像一个法官，居高临下，在为一个案子做最后的结论和判决：“我们现在知道了”，冷战全是共产主义的错。(11) 加迪斯于2005年出版的《冷战：一部新历史》主要为大学本科生所著，是一部简明冷战史通俗读本。该书语言风趣幽默，很适合本科生阅读。(12) 加迪斯主要关心的是美苏大国关系，是欧洲中心论，他很少讨论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以及这些干涉所产生的后果。

　　加迪斯的著作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但冷战史研究的学者对加迪斯的一些观点也提出批评：加迪斯认为斯大林需要对冷战起源负责；把西方民主制与共产主义制度的斗争看成是正义战胜邪恶，从而忽视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暴力、不道德和违背法律的方面；认为1970年代美苏缓和只是维持二战后的均势，从而低估了西欧政策的重要性；对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安全需求缺乏理解和同情；对中国是如何影响冷战进程缺乏认识；很少注意到第三世界等。(13) 尽管加迪斯的著作重点论述的是美苏冷战，这两本书表明两个超级大国并不能控制其所有盟友和他们各自的军事集团的政策取向。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更多有关铁托、金日成、李承晚、（埃及）纳赛尔、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南越）吴庭艳、胡志明、（西德）阿登纳（Konard Adenauer）、（东德）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戴高乐等，从而形成“近中心论”（pericentrism）的研究方法。所谓“近中心论”是指超越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框架，也就是超越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的观点，依赖新的档案资料，强化对法国、西德、东德、北朝鲜、北越、中国、古巴、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在冷战中作用的研究。(14) 这是“冷战史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他有影响的教科书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雷纳兹（David Reynolds）所著的《一个分割的世界：1945年以来的全球史》。该书讨论的重点不是冷战史和美苏关系，雷纳兹提出“二战以来发生的许多事情是无法全部装在冷战这个盒子里的”，认为不仅仅是美苏冷战“分割”了世界，还有民族、文化、宗教、南北问题、经济问题、性别差异、宗族问题等。雷纳兹重点讨论战后民族国家的激增和相互关系，认为“民族国家的出现和为巩固新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引发20世纪后半世纪的很多纷争”。(15) 利用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雷纳兹参与冷战热点问题的争论，他认为斯大林对冷战的起源负有直接的责任，但也对其他导致冷战起源的因素进行了现实的考察和分析。(16) 对于冷战的结束，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最关键的因素，但他补充道：“戈尔巴乔夫做得多一些，里根也是积极响应和配合”。(17)

　　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提供了非美国中心论观点的专著有：关于苏联与冷战，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有马斯特尼和他的专著《冷战与苏联的不安全感》，他的观点与加迪斯的立场接近，他批评斯大林对周围的人缺乏信任，认为斯大林总是希望建立新的缓冲地带，以控制周围的地区。(18) 旅美俄裔学者祖博克（Vladislav Zubok）和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合著《克里姆林宫的冷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他们充分利用了后冷战时期公布的俄国档案，特点是让读者真正了解二战结束后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对于冷战的起源，他们谴责斯大林、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体系以及西方的政策，强调领导人个性、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以及地缘政治在冷战初期的重要性。(19) 祖博克的新著《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冷战》，为美国学生提供了关于美国和苏联观点的冷战全史。(20) 关于中国与冷战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国学者所熟悉的旅美华裔学者陈兼所著的《毛的中国与冷战》。(21)

　　教学中涉及最多的问题是冷战的起源、朝鲜战争、柏林墙、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在1970年代的缓和、越南战争、欧洲与冷战、拉丁美洲与冷战、中东与冷战、亚洲冷战、阿富汗问题、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关于冷战的结束，是一个广为争论的问题。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并不能显示哪个学派观点的胜利。2007年出版的弗吉尼亚大学莱夫勒（Melvyn Leffler）教授的专著《为了人类的灵魂：美国、苏联和冷战》通过美苏关系中的五个案例分析，考察冷战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又为什么会在1990年代初突然结束。这五个案例是1945－1948年间冷战的起源、1953－1954年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和后斯大林时代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权谋与斗争、赫鲁晓夫与美国领导人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互动、1975－1980年间在勃列日涅夫和卡特（Jimmy Carter）时期美苏缓和机会的丧失、1985－1990年间冷战的结束。作者指责美苏双方，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很多。强调国内国际的机制因素导致冷战难以结束。莱夫勒认为，就冷战结束而然，戈尔巴乔夫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里根的作用是次要的。(22) 关于冷战结束争论激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冷战结束时担任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官员的不少人现在还健在，并出版了不少回忆录，如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国务卿贝克（James A. Baker III）、曾任老布什政府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盖茨（Robert M. Gates）、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翟历考（Philip Zelikow）和前国务卿莱斯（Condoleezza Rice）。苏联方面出版回忆录的有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关于冷战结束的原因的争论经常在学术专著、学术期刊、媒体和领导人讲话中出现，比如说小布什总统和前国务卿莱斯强调里根和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23)

　　翟强教授认为，2000年9/11事件以后，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西方价值观再次受到威胁，因冷战结束而产生的西方优越感顿时消失殆尽，西方信心受到挫折，“历史终结论”很快被人遗忘，人们突然发现西方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学者们更加关注对第三世界的研究，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找到理解当前第三世界动荡的答案。他们认为，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为当今世界反西方的骚乱埋下了种子。(24) 2005年出版的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教授文安立（Odd A. Westad）的专著《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文安立的著作研究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涉，并探讨冷战时期美苏对第三世界干涉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文安立的著作依赖多国和多语种档案以及对当事人的访谈。文安立认为，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代表了冷战的最主要方面、最核心问题。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冲突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然而，第三世界却有可能有取得突破的机会，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适用性。(25)

　　另一部研究第三世界与冷战专题而受到关注的著作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马休•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教授所著的《外交革命：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后冷战时代的起源》。在这本书中，康纳利指出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既包含东西方（美苏）对抗的因素，又包含南北方（殖民地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之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矛盾的因素。康纳利指出，仅仅用冷战的眼光来看待1945年后的历史是片面的。在1945－1991年这段历史中，除了东西方的对抗之外，还有南北矛盾，阿尔及利亚冲突就是这方面的缩影。阿尔及利亚既寻求共产主义的支持，称自己持反帝的立场，又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反对基督教文明，这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是南北矛盾的表现形式。(26)

　　在新冷战史的研究中，除了以上从传统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角度开展讨论外，还有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了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可以叫作“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的研究热点。这些学者关心文化是如何影响冷战的，以及冷战又是如何影响文化的发展。(27) 美国哥伦比亚教授阿姆斯特朗（Charles K. Armstrong）研究了1945到1950年底美韩与苏联和北朝鲜两方在文化领域的争夺战。作者认为在这段时间，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文化冷战中输给了共产党人。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在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争取人心之战”的重要性，美国的政策由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8) 还有些著作关注冷战时期美国是如何宣传和利用自己的“软实力”（soft power），他们着重探讨知识和权力（knowledge and power）之间的关系，研究知识在国外和国内的走向和流动（movement of knowledge）。(29) 在对知识走向的考察中，一些学者追踪冷战中美国是如何向国外传播她的文化和知识的，(30) 另一些学者则探讨知识是如何在美国国内流动的，即学者如何为政府服务、学者如何与权力互动。(31)

　　在冷战社会史研究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哈佛大学东亚系宋怡明（Michael Szonyi）教授的《冷战岛：处于冷战前线的金门》。(32) 该书的主角既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毛泽东，而是金门的人民和当地的驻军。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1949年10月的古宁头战役、1954－1955年以及1958年金门炮战的描绘，作者试图将金门和全球冷战联系起来，称为地缘政治化（geopoliticalization）；第二部分是通过对1960－1970年间事件的描绘，强调由于冷战对抗，导致金门的军事化（militarization）；第三部分叙述的是由于地缘政治化和军事化对金门人民生活的影响，作者考察的是妇女地位、经济和宗教方面的问题；第四部分考察的是冷战结束后，金门的非军事化过程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变化与贸易交往。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对冷战时期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研究，加强对冷战时期领导人决策更深刻的理解，为同类研究指了一条新路子。(33)

　　在冷战文化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开始重视探讨冷战时期大学与政府决策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美国政府特别是军事情报部门的支持下，一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冷战而生，最有代表性的是麻省理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哥伦比亚大学的俄国研究所（Russian Institute, 1992年更名为Harriman Institute）以及哈佛大学的俄国研究中心（Russian Research Center。2002年更名为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美国重要的私人基金会如卡内基、洛克菲勒以及福特基金会，也为这些研究注入大量资金。从凯南（George Kennan）到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大师级国际问题专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时期对外政策形成和实施产生过重要影响。研究表明，冷战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学术为金钱和政治玩于股掌之中；也有政府和基金会对学术研究的大量资金支持。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和基金会对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和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的经费支持大大减少。(34)

　　2010年2月出版的一本关于亚洲冷战的论文集的编者提出了冷战研究的新方法。编者郑扬文（Zheng Yangwen）、刘宏（Liu Hong）以及宋怡明在书的导言部分提出，传统冷战研究的三个主要学派重视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对冷战时期其他全球性问题如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以及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等问题涉及很少。与现已出版的研究亚洲冷战的著作（即认为冷战是两极对抗、冷战是民族国家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对抗、冷战对抗与其他全球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是，这本论文集研究的是亚洲冷战中文化的作用、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及思想意识形态如毛泽东主义（Maoism）在世界各国的传播。(35)

　　冷战史研究在英国

　　冷战史研究在英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冷战出现的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期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版，还有一些思辨性的著作。此外一些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一冲突。此间，政治学者讲授冷战方面的课程，而史学家很少涉及这一问题；第二阶段从1970年代开始到1988/1991年这段时间，由于对当代史的重视和有历史档案30年可以解密的规定，有关冷战起源的历史档案到1970年代中期开始解密。英国外交部开始出版《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BPO: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现已出版第一系列8卷（Series I, 1945－1950）；第二系列4卷（Series II, 1950－1960）；第三系列5卷（1960－）。此间研究的重点是外交和战略问题，注重的是这次冲突的政治和军事方面。很少有学者研究冷战政策的国内因素和冷战的其他方面；(36) 第三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至今。(37)

　　由于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前共产党集团国家以及中国档案的解密，冷战可以作为完整历史来研究，出现新的研究领域：对公共舆论和宣传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对心理战的研究；对东西方“文化冷战”和“冷战文化”（Cold War Culture）的研究；对经济冷战和情报战的研究等。(38) 早期以档案为依据的冷战研究成果，主要探讨英国/美国关系的性质，这仍然是英国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最主要的学者是剑桥大学雷纳兹教授。1988年，他与丁宝璧（David Dimbleby）合著的《分割的海洋》，仍然是该专题最好的著作。(39) 此外，麦克唐纳（Callum A. MacDonald）对朝鲜战争期间的英美关系有独到的研究。(40) 其他著作探讨美英防务关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作用、美英经济关系的性质、美英关系的特征与和谐性。(41) 争论的焦点是这一关系“特殊性”的程度、特别是英国是否从这一特殊关系中获得利益。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英美特殊关系存在的理由已不存在，不少学者对英国是否从这一特殊关系中取得利益更为怀疑。(42)

　　英国冷战研究的主要贡献除对英美关系的研究，对前苏联也有不少研究，但对中国的研究还很少。冷战史专业的博士生培养主要集中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包括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每年大致有6－8名研究生获冷战史专业博士学位。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the Cold War Studies Program）（）是英国最主要的冷战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00年，创始人为文安立教授和考克斯（Michael Cox）教授。中心致力于冷战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得到艺术人文研究委员会（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等著名基金会的资助。中心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和来自英国和世界各国的学者来此访学。中心创造跨学科的研究条件，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世界范围的机构就教学和研究问题合作。自2000年以来，中心主编出版冷战研究学术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冷战史研究新解释和新研究的文章；冷战研究系列丛书（）。该系列丛书致力将冷战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解释进行传播和扩散，特别注重对主要历史事件新解释的著作和对新材料综述性评析著作的出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莱夫勒教授和伦敦经济学院文安立教授共同主编的三卷本《剑桥冷战史》。(43) 该书由20个国家7l位冷战史领军学者共同完成，于2010年4月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目的是阐明冷战的根源、动力和结局；力图说明冷战是如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冷战遗产是如何影响当今国际体系的。该书远远超出狭义的外交史，要说明的是冷战时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表明不了解市场、思想和文化互动是如何影响政治话语、外交事件、战略思想，就无法理解冷战的结束。该书是一部国际史，广泛涉及20世纪的社会史、知识史和经济史方面，讨论人口统计学、消费学、妇女和青年、科学和技术、种族和民族问题；尽管很多章节主要讨论的是个别国家或双边关系，有更多的篇幅讨论的是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本书的大部分作者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方法论方面，本书力图做到综合性、比较性和多元性的结合。作者来自不同的冷战研究学派，写作中力求在阐述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必须同时指出其他解释和研究方法的存在。本书为一部学术著作，主要供学者、外交官、战略学家和军事分析人员使用；同时也希望成为高年级本科生和广大公众的参考书（）。

　　2000年，文安立教授曾指出，“‘冷战史新研究’尚不能称为单一的研究方法（a singular approach），更不是一个‘学术流派’（a school）”。(44) 除了传统的从两大权力集团冲突的双边关系和外交史的角度来解释冷战冲突，他认为今后的研究应重视将冷战史看作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他提出三个可能的研究冷战史的新的分析研究框架（three possible paradigms），从三个新角度来研究冷战史：意识形态（ideology）、(45) 冷战时期科学技术（technology）的作用(46) 和第三世界（the Third World）。(47) 根据陈兼和余伟民的解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的作用予以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对“意识形态”作更为广义与宽泛的界定：当人们不再简单地将“意识形态”视为“关于官方信念的陈词滥调式的表述”时，在冷战史研究中便出现了对文化因素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以何种方式“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特定表达，又在何种意义上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强烈兴趣；还出现了对普通人生活经历、经验与意识形态因素演变之间交互影响关系的深刻关怀。(48) 2005年出版的文安立的《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一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获得三个人文社科专著奖（the Bancroft Prize, the Akira Iriye International History Book Award, and the Michael Harrington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希契科克（William Hitchcock）认为“该书表明‘冷战史新研究’时代终于来临”。(49)

　　注释：

　　① 参见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82。

　　② 参见翟强2008年4月29日下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

　　③ 该文是唯一一篇全面介绍西方冷战史研究的综述性中文文章，参见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本文依据的主要英文材料有Hope M. Harrison,“Teaching and scholarship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Cold War History, Vol. 8, No. 2(May 2008): 259-84; Michael F. Hopkins,“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Kingdom,”Cold War History, Vol. 8, No. 2 (May 2008): 241-58，以及近十年来出版的相关英文专著，本文注释中有介绍。

　　⑤ William Burr,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 New York:The New Press, 1998.

　　⑥ Mare Trachtenberg, The Craf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A Guide to Metho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⑦ Hope M. Harrison,“Teaching and scholarship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Cold War History, Vol. 8, No. 2 (May 2008): 266;翟强：《西文冷战史研究近况》。传统学派代表作为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Thomas A. Bailey, America Faces Russia: Russian-American Relations from Early Times to our Da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0;修正学派代表作为William A. Williams, American-Russian Relations, 1781-1947, New York: Rinehard, 1952 & 1971;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Dell, 1959, 1962, 1972, 1988; Gar Alperovitz, Atomic Diplomacy: Hiroshima and Potsdam: the Use of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American Confrontation with Soviet Pow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5, 1966, 1985, 1994; 后修正学派代表作为John L.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7, No. 3 (Summer 1983): 171-90。

　　⑧ 参见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⑨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2,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2, p. 1.

　　⑩ Gaddis, We Now Know.

　　(11) 翟强：《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

　　(12) John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5.

　　(13) Caroline Eisenberg,“Review of We Now Know by Michael S. Sher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4, No. 4 (March 1994): 1462-64 ; David Painter,“A Parti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old War History, Vol. 6, No. 4 (November 2006): 527-34; Geir Lundestad,“The Cold War According to John Lewis Gaddis,”Cold War History, Vol. 6, No. 4 (November 2006): 535-42.

　　(14) Tony Smith,“New Bottles for New Wine: A Pericentric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567-91

　　(15) David Reynolds, One World Divisible: A Global History since 1945, New York: Norton, 2000, pp. 3-4. 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冷战史教科书有：Martin Walker, The Cold War: A History, New York: Holt, 1993; Richard Crockatt, The Fifty Years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Politics, 1941-1991,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David Painter,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较有影响的教学辅助冷战史文献读本有：Jussi M. Hanhimaki and O. Arne Westad, eds., The Cold War: A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dward H. Judge and John W. Langdon, eds., The Cold War: A History Through Documents,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9 ; Ernest R. May, e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terpreting NSC 68,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 Press, 1993; Ellen Schrecker, The Age of McCarthyism: A Brief History with Documents,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 Press, 19940

　　(16) Reynolds, One World Divisible, p. 36.

　　(17) Reynolds, One World Divisible, pp. 545-547.

　　(18)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 Vladislav Zukov,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21)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22) 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23) Hope M. Harrison,“Teaching and scholarship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Cold War History, Vol. 8, No. 2 (May 2008): 273.

　　(24) 翟强：《西文冷战史研究近况》。

　　(25) Odd A.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翟强：《西文冷战史研究近况》。

　　(26) Matthew Connelly, A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参见翟强：《西文冷战史研究近况》。

　　(27) 参见Robert Griffith,“The Cultural Turn in Cold War Studies,”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29, No. 1 (March 2001): 150。

　　(28) Charles Armstrong,“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Korea, 1945-1950,”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2, No. 1 (February 2003): 71-99.

　　(29) 关于研究美国文化的国外传播（export of American culture overseas），参见Walter L. Hixs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Jessica C. E. Gienow-Hecht, Transmission Impossible: American Journalism 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Postwar Germany, 1945-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翟强：《西文冷战史研究近况》。

　　(30) Volker Berghahn, America and the Intellectual Cold Wars in Europe: Shepard Stone between Philanthropy, Academy, and Diploma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hn Trumpbour, Selling Hollywood to the World: U. S. and European Struggles for Mastery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1920-1950,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翟强：《西文冷战史研究近况》。

　　(31) 关于知识是如何在美国国内流动的，即学者如何为政府服务，学者如何与权力互动，参见Bruce Kuklick, Blind Oracles, Intellectuals and War from Kennan to Kissing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翟强：《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

　　(32)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3) 另一本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冷战的著作是由美国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Texas A & M University）恩格尔（Jeffrey Engel）教授主编的一本论文集。该书收集的论文，研究的是政治领导人在冷战时期所做的决定对普通人的生活以及地方环境和社区造成的影响。参见Jeffrey Engel, Local Consequences of the Global Cold War, Washington D. C. & Stanford, Calif: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 参见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Rebecca S. Lowen, Creating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nfor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Ron Robin, Making the Cold War En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ristoph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35) Zheng Yangwen,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Brill, Leiden and Boston, 2010. 旅美中国学者卿世美2007年出版的专著认为，1945年到1960年的中美关系恶化不是由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和道德原则的冲突，而是由于双方反复误判对方意图所致。参见Simei Qing, From Allies to Enemies: Visions of Modernity, and U. S. -China Diplomacy, 1945-196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6) Michael F. Hopkins,“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Kingdom,”Cold War History, Val. 8, No. 2 (May 2008): 246.

　　(37) Michael F. Hopkins,“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Kingdom,”Cold War History, Vol. 8, No. 2 (May 2008): 241.

　　(38) Michael F. Hopkins,“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Kingdom,”Cold War History, Vol. 8, No. 2 (May 2008): 247.

　　(39) David Dimbleby and David Reynolds, An Ocean Apart,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88. 雷纳兹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对此问题也有涉及，参见Reynold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0) 参见Callum A. MacDonald, Britain and the Korean War, Oxford: Blackwell, 1990。

　　(41) 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Defence Relations 1939-1984: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2nd ed., London: Macmillan, 1984; Michael F. Hopkins, Oliver Franks and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8-1952, London: Frank Cass, 2003; Saul Kelly,“A Very Considerable and Largely Unsung Success: Sir Roger Makins' Washington Embassy, 1953-1956”, in Twentieth-Century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edited by Jonathan Hollowell,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Ian Jackson, The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 Britain and East-West Trade, 1948-63,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42) Michael F. Hopkins,“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the Cold War in the United Kingdom,”Cold War History, Vol. 8, No. 2 (May 2008): 247.

　　(43)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 Westad, chief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One: Origins, 1917-1962; Vol. II: Conflicts and Crises, 1962-1975; Vol. III., Endings, 197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4) Odd A. Westad,“Introduction: Review the Cold War,”in Odd A.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 5.

　　(45) 关于意识形态与冷战的关系，最新出版的有很大影响的专著有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46) 2007年美国历史学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一篇研究冷战时期技术政治的文章，可见这一题目正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参见Gabrielle Hecht and Paul N. Edwards, The Technopolitics of Cold War: Toward a Transregional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7。

　　(47) Odd A. Westad,“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Fall 2000): 551-565.

　　(48)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49) 参见H-Diplo Roundtable Review, volume VIII, no. 12 (2007), ～dipo/roundtables/, 2009年9月30日。

责任编辑：田粉红　　　　　

分享到：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

上一篇：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下一篇：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学历构成分析：1965-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