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二战初期，英属马来亚华人就已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持中国抗战。英属马来亚印度人则主要通过举行罢工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希望英国殖民政府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地位和待遇。日据时期，马来亚华人开展富有成效的抗日武装斗争。马来亚印度人则通过与日本人的合作，借助日军的力量，掀起了一场较有声势的独立运动，希望推翻英国人在祖籍国印度的殖民统治。从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既有共同点和相似性，更有明显的不同和差异。

　　关 键 词：二战时期 马来亚 华人 印度人 政治活动

　　作者简介：石沧金，男，甘肃礼县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马来亚大学访问学者，博士。

　　华人和印度人分别是当今马来西亚的第二、第三大族群。2011年7月，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人口数据，华人人口为64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4.6%；印度人人口为19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6%。[1]而早在1947年时，英属马来亚的华人共有188.5万人，占总人口的38.4%；而印度人为53.1万人，占总人口的10.8%。[2]目前，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对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进行深入系统比较研究的著述很少。本文主要通过比较分析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和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探讨它们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异同，观察二战时期两大族群在马来亚独立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以期抛砖引玉。

　　一、太平洋战争前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及比较

　　1、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早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英属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就冲破英国殖民当局的禁阻，迅速开展起来。7月18日，柔佛州华侨救济祖国难民总会正式成立。[3]从8月9日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八•一三事变”进一步激发了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马来亚各地相继成立各级筹赈会(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的简称)。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在新加坡隆重召开。出席大会的南洋各地168名代表中，新加坡、马来亚的代表97人。[4]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南侨总会的成立促进了南洋华侨在抗战时的空前大团结。

　　以筹赈会为最高领导组织，在各种抗日救国组织的领导下，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总体来看，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1)积极捐款捐物、认购公债。在华侨社会的努力下，筹赈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马来亚华侨原定每月认捐国币1 361 000元，但实际上每月捐款3 412 000元，合计88 743 000元，约占同期东南亚华侨捐款总数的60%，其贡献居于东南亚华侨之首。[5]马来亚华侨还积极响应南侨总会的号召，大力开展募集寒衣、捐赠汽车和药品、争做祖国伤兵之友等活动。(2)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各种华侨报刊专辟宣传抗日的副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作品，揭露和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罪行，驳斥各种悲观妥协的投降言论，宣传抗日救国运动的伟大意义。[6](3)以抵制日货、发动罢工等方式，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抵制日货的活动，主要内容是拒买拒卖。在华侨的抵制和打击下，日本对马来亚的年贸易额从1937年的71 298 642元降为1938年的22 877 420元，减少的幅度达2/3。[7]“全世界抵制日货运动，马来亚推行最烈”。[8]华侨也在日资企业中发动了一系列罢工活动，其中以柔佛峇株巴辖铁矿和丁加奴龙运铁矿的反日工潮最为著名。(4)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联系。马来亚华侨邀请国内抗日文艺团体前来演出，以此配合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5)积极回国服务。为解决国内汽车机工人手严重缺乏问题，1939年2月，南侨总会发布《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通告，招募回国服务志愿人员。[9]华侨爱国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南洋回国机工总计3 192人。[10]其中新马地区华侨机工约2 000人。华侨机工大部分在滇缅公路上为国服务。

　　英属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中，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和马来亚共产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1912年8月中国国民党成立后不久，南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很快转而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支部组织。同年12月，获得海峡殖民地政府批准注册。它可能是中国国民党第一个海外支部，名为“北京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11]1912-1925年间，中国国民党在英属马来亚共建立了35个支部。[12]1925年孙中山逝世，英国殖民政府开始禁止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的活动。经过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1931年双方达成妥协，殖民政府承认凡在马来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均为合法的，但仍禁止在马来亚设立国民党支部。

　　尽管受到严格限制，国民党仍在积极活动，而且是南侨总会幕后的主要支持力量。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提倡抵制日货，积极推动华侨捐款捐物支持中国抗战，早在1927年以后，马来亚的国民党人就联合广大华人，大量捐款给中国以抗击日寇入侵。[13]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成立于1930年，其成员绝大部分为认同于中国的华侨，党本身也与共产国际和中共联系较为密切，有时甚至听从两者的指导。马共成立后，即领导和发动工人掀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罢工运动和政治斗争。而在1931年的会议上，马共提出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反帝反封建斗争、马来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14]

　　随着世界大战的日益逼近，以及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马共也对党的政治主张做了调整。1938年4月马共召开的中央常任委员会上通过的纲领包括：建立包括各民族、党派、阶层的“马来亚人民统一战线”。[15]接着，在同年7月的马共第4次执行委员会上采纳的斗争方针是，要求英政府明确反法西斯，“为了加强华侨统一战线，以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来解决华侨劳资关系”。[16]1940年2月，马共做出了“华侨必须以祖国的抗战为中心”的决定。在1940年9月《日德意防共协定》缔结之前，马共党中央制定了“华侨救运策略方针”：华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利用所有公开手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取得救国运动的合法性；华侨工人的罢工应该停止；为了改善救国运动的环境，必须停止反英活动。[17]这一方针是根据当时由中共送达的关于国共合作、停止反英斗争的指令制定的。[18]马共暂时放弃以英国殖民政府为斗争对象的政治目标，停止反英活动表明马共的政治纲领发生了很明显的适时灵活的转变。1941年6月，苏德战争开始，7月，马共开会决定建立马来亚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保卫苏联、中国，支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马来亚，国民党组织与马共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也有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马来亚华侨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严密的组织机构以及完善的筹赈方法，并且对中国抗战贡献巨大，从而使马来亚成为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英属马来亚的华侨救国团体多达238个，英属北婆罗洲有8个[19]，马来亚是东南亚华侨救国团体最多和抗日力量最强的地区。马来亚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为支援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印度劳工大罢工

　　与华侨积极开展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相比，太平洋战争前英属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活动较有影响的是巴生印度劳工大罢工。

　　在马来亚实行殖民统治的早期，虽然英国人需要大量的印度人和华人等劳工来开发当地，但又要他们保持侨民和暂居者的身份，不愿给予他们公正、充分的公民权。因此，泰米尔劳工人口占到族群总人口约80%的印度人在经济上往往较为贫困，而在政治上更是成为默默无闻乃至“失声”群体，他们在马来亚社会处于比华人更加边缘化的境况。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亚洲兴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给包括华人和印度人在内的马来亚各民族也带来了积极影响，马来亚印度人在政治上也开始觉醒。1905-1908年，印度爆发反英运动，这更进一步唤起了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一些马来亚印度人政治领袖和社会活动家也积极动员印度移民起来抗争。这些人很多是印度国大党的成员。

　　在马来亚，早期印度人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体现为要求殖民者提高印度工人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在二战初期和日据时期前，马来亚印度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最终爆发出来，标志事件是巴生种植园印度劳工大罢工。

　　1938年，印度政府禁止非熟练劳工移往马来亚，此后，南印度劳工移民大幅减少，从1937年的13.9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2万人[20]，马来亚种植园中的劳工开始出现短缺。劳工短缺使印度劳工阶级认识到了自身的政治力量，促使他们政治意识的觉醒。与此同时，二战爆发后，战争对橡胶的需求增加，而劳工人数则显得更少了，1939年至1940年期间，殖民当局加剧了对印度劳工的剥削和压榨，这进一步刺激了马来亚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自1939年12月以来，马来亚种植园印度劳工断断续续的罢工就已出现了。1941年2月，大规模的罢工终于在雪兰莪州巴生区发生。2月和4月之间，最初的一系列罢工以和平、有秩序的方式进行。每个种植园都组建了罢工委员会，罢工者提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主要包括：印度劳工和华工同酬；开除种植园工作人员中的野蛮残暴者，更换为操泰米尔语的工作人员；提供适当的医疗设施；给予言论和集会自由；废除10至12个小时工作日；允许劳工组建协会，以维护他们的利益，申诉他们的不满；等等。[21]这些政治主张表明，印度劳工希望殖民统治者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待遇，以摆脱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印度劳工的这些政治诉求是合理的、温和的。

　　由于担心罢工造成形势失控，影响英国人在马来亚的统治，殖民当局决定对罢工采取镇压行动。5月10日，殖民政府调来军队和警察，强行驱散了示威者，逮捕了大批“煽动者”。到5月底，殖民当局最终镇压了罢工。镇压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21人被驱逐出境，95人接受自愿遣返，49人被拘留。[22]

　　对大部分马来亚印度人来说，雪兰莪种植园劳工被暴力镇压既让他们感到痛苦，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罢工的失败表明，在一个他们只占总人口很小比例的殖民地，面对殖民统治，印度人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罢工事件使很多政治上更为敏感和清醒的印度人确信，一个独立强大的祖国才能拯救、保护他们。所以，1941年罢工事件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马来亚印度人力图争取祖国印度独立自由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这种情绪在日据时期以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表现了出来，马来亚印度人掀起了一场较有声势的独立运动。

　　3、太平洋战争前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比较

　　探讨太平洋战争前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明显的正义性，而印度劳工的大罢工也是一场提出合理要求的政治运动。不过，由于各自处境的迥然不同，前者的目标在于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机，而后者更多关注提升自身的经济地位。

　　由于包涵强烈的民族主义，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动员了本民族的各个阶层，影响深远而广泛，运动本身对华侨社会的团结整合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中国抗战期间，包括马来亚华侨在内的整个海外华人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大地得到激发，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达到最高潮。而印度劳工大罢工的影响要微弱得多。罢工高潮时期参加者只要约2万人，罢工持续时间也只有短短数月，罢工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和领导人。这些都与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的特点密切相关。

　　进入马来亚的印度移民其实并不是由单一的群体(乃至民族)构成。其中，泰米尔人人数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所占比例达到80%。此外，还有来自印度其他许多地方的、寻求多种就业方式的各类移民：职业主要为店主的马拉卡亚尔人、以经商为主的古吉拉特人、主要是银行家和放债人的切迪亚人、主要充当警察和看守的旁遮普人，等等。总体上，民族、种姓制度、宗教、地域、语言、职业、经济地位以及教育背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加剧了马来亚印度人不同群体之间的隔离。比如，宗教方面，印度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隔阂非常深，以致有些印度人穆斯林宁愿把自己看做是马来人(信仰伊斯兰教)而非印度人，这就使宗教认同高于民族认同。泰米尔劳工、旁遮普人、马莱亚丽人和切迪亚人等群体的职业明显不同，他们之间很少接触。

　　与印度人社会相比，华人社会同样存在分化现象。但造成华人分裂的主要是政治(如国共之争)、地域、方言(如广东帮、福建帮、客家帮、潮州帮、海南帮等的存在)、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等因素，它们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可以化解。造成印度人分化的因素更为复杂、深刻，难以弥合、消解；而且，严重的社会分化造成印度人缺乏一种政治上同心协力和族群团结的强烈传统。更不利的是，印度移民缺乏独立自主的族群领导，马来亚的大多数印度人由欧洲雇主有效掌控。因此，早期马来亚印度人社会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对于英国殖民统治的从属性。当初，英国殖民者大规模输入印度劳工，就是看中其易于使用与控制。在欧洲雇主看来，与华人的吃苦耐劳相比，南印度劳工主要优点是他们的驯服与温顺。何况，南印度劳工大多原是种姓制度下贫苦而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因而可能是最听话的(1800-1941年英国人在印度实行土地占有制度，鼓励印度人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造成农村许多贱民阶层沦为佃农，更导致高失业率；贫苦甚至失业的贱民很多被输入到开发中的马来亚)。与其相比，华人则较富有抗争精神，组织性较强，政治意识较为敏感，政治运动的目标相对较高。而印度人社会的严重分化及其从属性，使其更容易处于受压制、受剥削的境地。反过来，印度人政治运动的目标首当其冲就是要摆脱这种不利地位。

　　华人与印度人不同的政治活动也表明，当时华人与祖籍国中国的联系要比印度人与祖籍国印度的关系更为密切。事实上，占印度人大部分的南印度劳工的生活环境很封闭和孤立。几乎所有的南印度劳工住在种植园雇主提供的营帐中，又往往处于非常偏僻孤立的区域。而种植园主提供的营帐往往位于种植园核心地带，由欧洲雇主掌控。印度人社会的封闭孤立既不利于该族群开展积极有效的政治活动，也不利于其加强与祖籍国的联系。

　　二、日据时期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及比较

　　1、华人的抗日武装斗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侵占了包括马来亚在内的东南亚诸国。从1942年初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前，是马来亚历史上的日据时期。

　　对于马来亚的不同民族，日军沿用英国人“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华人，日本人实行残酷的迫害甚至大规模屠杀；对马来人和印度人，日本人则加以拉拢和利用。为了鼓动当地人为其战争目标服务，日本人比英国殖民者更加注重强化马来亚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组成的三重族群架构。[23]

　　日军统治期间，日本军政府对华侨实施残酷迫害和疯狂掠夺的政策。新加坡陷落几天之后，日军便开始对当地华侨实行“大检证”迫害，遭杀害的华侨估计在10万人以上。[24]日本人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是其对华政策的延续。中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便视华侨为“敌民”，马来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筹赈运动的领导中心，以及新马华侨英勇抗击日军入侵的正义行为，更使日军对华侨恨之入骨，一再筹划对付华侨的政策。

　　日军入侵和对华侨的残酷迫害、疯狂掠夺，激起了广大华侨的强烈愤慨和极力反抗。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华侨就迫切要求行动起来，建立武装组织，积极备战；他们冲破英国殖民当局的阻挠，开展保卫家园，保卫马来亚的战斗。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星华救济会等8个华侨工人团体很快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各阶层立刻动员起来，主张成立工人抗日后备队，协助英军作战。[25]

　　鉴于形势的转变，英国殖民当局接受马共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于1941年12月18日与马共举行了秘密会谈。而当时马共专门开会制定了两大任务：支援英政府的抗战，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建立马来亚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保卫马来亚、苏联、中国而斗争，取得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26]12月20日，英国当局释放各地被拘禁的马共党员干部和其他抗日分子，其中有马共领导人多名。同日，马共也派165人到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军训，准备潜伏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英军的反攻。[27]

　　从日军侵占马来亚之日起，华侨就开始武装抗日。在日本占领马来亚的3年多里，华侨开展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盟军的反攻，争取早日实现马来亚的自由和解放。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简称“马抗”)是马来亚一支以华侨为主体的最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1942年1月1日，马共在雪兰莪建立第一支抗日武装队伍——马抗第一独立队，同月，马抗第二、第三和第四独立队也相继建立。[28]从1942年2月至1943年春，抗日军发动了20多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日伪官员600多名，取得初步的胜利。[29]1942年12月，第五独立队宣告成立。至1945年8月中旬，马抗由抗战初期的4个独立队发展成8个独立队，总人数达1万人，成为马来亚最大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在3年多的抗战中，马抗与敌人战斗达340多次，其中200多次是主动袭击敌人，并粉碎了敌人10多次大规模围剿，共打死打伤日伪官兵5 500多人，取得辉煌的战果。[30]

　　在马共的积极影响下，1942年1月成立的华侨群众组织马来亚抗日同盟会发动其遍布各地的组织，为马抗搜集情报，筹集资金、粮食、药品和衣服；训练群众，建立自卫队，为马抗提供兵源。马抗的英勇战斗，也得到其他民族的拥护和支持。沙盖族就经常为马抗筹集粮食，刺探情报，多次帮助马抗转危为安，有的沙盖青年还参加了马抗。[31]

　　马共之外，中国国民党支持下的华侨抗日力量也在积极行动。1942年下半年，中国国民党海外部与英国经济作战部马来亚支部经过磋商，决定组织一支特遣队，潜入马来亚，与抗日游击队建立联系，并搜集情报，准备配合盟军的反攻。双方议定由中国方面招募人员到印度受训，受训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游击活动、爆破手段和刺探情报等方面的技术，时间半年至8个月不等。[32]英国方面负责人员的训练和派遣，特遣队隶属英军136部队，新加坡华侨林谋盛和庄惠泉分别担任136部队马来亚区华侨正副区长。[33]

　　1943年5月，第一批先遣队登陆马来亚。11月，林谋盛前往马来亚。[34]1944年1月1日，马共总书记莱特与136部队负责人戴维斯、林谋盛等在美罗山举行会谈并达成协议，英军答应向马抗提供武器、资金和军事训练，马抗则协助策应盟军反攻马来亚。[35]从1943年5月至1945年9月，136部队华侨队员共49人分20次从海上和空中潜入马来半岛。[36]他们在马抗和华侨的支持帮助下，一部分在敌占区开展情报活动，搜集有关日军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另一部分则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将情报源源不断输往印度盟军总部，为盟军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提供重要直接情报来源。136部队华侨队员的地下抗日活动，是马来亚华侨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2、印度人的独立运动

　　与华侨保卫家园、保卫马来亚的抗日武装斗争不同，日据时期的马来亚印度人掀起了一场争取祖籍国印度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独立运动。日据时期，亲眼看到英国人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被日军很快摧毁，使马来亚印度人开始寄希望于日本人，期望能够在其支持、帮助下，推翻英国人在祖国印度的殖民统治，赢得祖国的独立解放。与此同时，为更有效地拉拢、引诱印度人，日本人也竭力对其进行宣传和鼓动。日本人试图与马来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印度人进行合作，有其自身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激起印度国内和英属印度军队内部的反英情绪，保卫缅甸和“大东亚共荣圈”西部边界。[37]事实上，日本人既想利用印度人来加强在马来亚的统治，也希望可以在其帮助下从缅甸向印度发起进攻。如果能够打败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取而代之，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总之，日本人希望利用马来亚印度人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正是在与日本人的互相利用下，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才能够兴起。

　　1942年3月28日，在有马来亚印度人亲善代表团参加的东京会议上，印度独立同盟正式组建。同盟总部设于新加坡，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募集资金，对征召的印度人青年进行军训，照顾印度人的福利等。到5月10日，同盟已经有成员9.5万人，并且在槟榔屿等多处建立了分部。[38]到1942年8月，同盟在马来亚各地共有超过50个分部和小分部，成员12万人。[39]印度独立同盟的建立标志着马来亚印度人独立运动的兴起。

　　1942年6月，印度国民军建立起来，次年10月，该部队兵力有4万人。[40]

　　到1943年下半年，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进入高潮，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钱德拉•鲍斯到来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成立。

　　S•钱德拉•鲍斯(1897-1945)是印度激进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国大党左派人物，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从青年时期起，鲍斯就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主张印度完全独立。1939年，鲍斯访问柏林，试图得到纳粹的支持。1941年，鲍斯再次辗转来到柏林。这一次，他开始筹建所谓的“印度自由政府”。鲍斯的活动得到了纳粹德国的大力支持。

　　由于鲍斯主张印度完全独立，加之他与纳粹德国的合作，日本人相中了鲍斯，决定利用他来领导马来亚的印度人。而鲍斯则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便接受日方的邀请。1943年2月3日，鲍斯从德国出发，前往日本。到达后，东条英机宣布给予鲍斯各种援助，以使印度获得“完全独立”。

　　1943年10月21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在新加坡宣布成立[41]，由鲍斯担任国家元首。自此，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1943年10月24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宣布对英美宣战。

　　由于鲍斯早年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活动，使他受到马来亚印度人的广泛敬仰，并将其与甘地、尼赫鲁相提并论。因此，1943年7月到达马来亚后，他接管了印度独立同盟，并将松散的印度独立同盟和印度国民军最终促成为一场军事的、民族独立的运动。正是在其鼓动下，大部分马来亚印度人都愿意献身解放印度的独立运动。从1943年7月至1944年6月，印度独立同盟和印度国民军确实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1943年后半年，志愿参军的人大批涌现，他们期望不仅可以得到更好的食品和衣物，也能有机会为了印度的独立而与民族领导人鲍斯一起战斗。在1943年8月、9月各城镇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妇女们捐出了她们的首饰，男人们则是他们的积蓄……”[42]

　　1944年1月7日，由于日军计划发动对印度北部的进攻，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迁往缅甸仰光。[43]到1944年2月至5月，当印度国民军配合日军攻进印度本土，暂时拿下科希马，并且包围了因帕尔的消息传来，印度人普通阶层参军的热情达到高潮，他们似乎看到了推翻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希望。那时，马来亚印度人希冀解放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燃烧到了极点。但到6月，日军很快被英印军击溃，并被逐出印度。而参战的印度国民军也遭英印军痛击，溃不成军。[44]

　　因帕尔战役的失败标志着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很快消亡。

　　随着盟军大举反攻，进入缅甸，日军兵败如山倒，最终，盟军解放缅甸，仅少数日军逃入泰国境内。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国民军也迅速土崩瓦解。1945年5月，缅甸抗日武装光复仰光时，印度国民军官兵约2万人向英军投降，其中4 000人被遣送回印度。[4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两天后，鲍斯搭机前往日本，飞机在台湾上空坠毁，鲍斯受重伤而死。①鲍斯的死亡标志着马来亚印度人独立运动的最终消亡。马来亚印度人解放祖国印度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开始面对马来亚的现实，面对生存的挣扎，面对马来亚特有的政治。[46]

　　3、日据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比较

　　日寇入侵造成的烽火连天、动荡不安阻断了马来亚华人和印度人与祖籍地的密切联系。日据时期，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正义性非常明显，它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家卫国(居住国马来亚)的战斗，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与侵略者的相互利用与合作，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是否具有正义性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我们认为，印度人的独立运动还是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尤其对马来亚印度人社会而言具有较强的积极影响，尽管这场运动站在法西斯阵营，但它的目标是解放被殖民的祖籍国印度，反映了被压迫被奴役民族强烈的民族自由独立情绪。独立运动也加强了印度人团结合作的意识，暂时消除、弥合了印度人群体中一些分化因素，“日本人的占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马来亚印度人之间首次的联合”。[47]

　　华侨的抗日武装斗争不仅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富有成效。印度人的独立运动尽管也是轰轰烈烈的，但更多体现在动员组织方面，其实际效果非常淡薄。只是在独立运动的末期，印度国民军配合日军在印度北部进行了一场牵制性的进攻，并且与包括自己同胞在内的英印军作战，但很快被击溃，独立运动也迅即销声匿迹。

　　华侨保家卫国性质的抗日武装斗争显露出马来亚华人对居住地认同的明显加强，尤其是马共提出的建国纲领和开展的积极活跃的战斗更加凸显了这一变化。而独立运动的失败使印度人指向祖籍国并达到高潮的民族主义消失了，印度人不得不面对马来亚的现实政治，从而在被动中不断加强对居住地的认同。事实上，早在二战前，部分华人和印度人，特别是一些土生华人与土生印度人，他们的政治认同已经转向马来亚。英国人也最终承认了华人与印度人永久定居马来亚的现实，殖民当局根据需要调整了对两大移民族群的态度，只是战争的爆发打乱了英国人的统治。[48]总之，二战后，华人与印度人对马来亚的认同都加强了，这就使他们能够投身日后争取马来亚独立的政治运动。

　　日据时期，只有很少部分的华人，尤其是对中国感情已经很淡漠的部分土生华人与日寇合作。不过，这部分华人之所以如此作为，有些是战争困境下的权宜之计，更多人则是迫于日本人的高压。而印度人与日本人的合作亦非亲密无间。随着独立运动的发展变化，马来亚印度人与日本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日益暴露。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向英美宣战后，鲍斯希望加强印度人独立运动的独立性，摆脱日本人的控制，与此同时，促进它在东南亚印度人中的影响。作为印度国民军的指挥官，鲍斯同意第三支队帮助日军抵御英国人对马来亚的进攻，但反对日本人施加压力，用它进攻马抗，原因之一是，马来亚印度国民军中相当多的人同情马抗。[49]作为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鲍斯不可能任由日本人摆布。很多印度人从未热心于与日本人结盟合作，他们对日本人的动机抱有怀疑，许多印度族群领袖也绝不会甘愿接受日本人的统治。[50]此外，少数印度人也从事抵抗日军侵略的活动，他们期盼英国人重返马来亚。

　　三、结论

　　从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有着共同点和相似性，但不同和差异更为明显。

　　就共同点和相似性而言，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由于政治地位上长期未受英国殖民统治者的重视而被“边缘化”，他们不能获得居住地的国籍进而享有当地的公民权，因此，当时华人与印度人政治上大多认同于祖籍国，与其保持政治上的密切联系，并积极参加支持祖籍国的各种政治活动。

　　二战时华人与印度人积极的政治活动是在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促使下发生的，而此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是20世纪初以来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当时的亚洲民族主义运动既深刻影响到了华人与印度人的祖籍国中国和印度，也波及了英属马来亚。

　　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呈现出更多的差异性。

　　首先，华人在政治上要比印度人更为复杂、激进乃至成熟。华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建立了以其为主的政党——马共，而中国国民党也在海外华侨中积极发展组织。印度人虽然也与印度的国大党联系密切，很多族群领袖与上层人士也是国大党的成员，并在国大党的影响下在马来亚印度人中展开政治活动，但印度人的首个政党——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是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8月才成立的，印度人族群领袖深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影响，政治主张上较为温和。

　　其次，华人对马来亚的政治认同要强于印度人。这首先是因为，虽然直到二战前，马来亚的印度人和华人一样，大都只把马来亚当做暂时的寄居地(事实上，二战前，华人与印度人大多是外侨，没有公民权，所以他们对祖籍国政治的关心甚于对居住国政治的关心，因此避免了马来人民族主义者、华人民族主义者和印度人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冲突，也导致不能形成像印度那样强大的反殖民主义独立运动。日据时期日本人沿用英国人“分而治之”的政策也使上述特征持续存在)。不过，那时印度人定居马来亚的比例似乎比华人还要低。一般来说，橡胶园的泰米尔劳工在马来亚只居住三五年就要返回家乡。到1921年，马来亚土生华人占华人总数的31.2%，而土生印度人仅占印度人总数的21.1%。这就意味着，战前马来亚印度人社会比华人社会更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并进而更深刻地影响了印度人对马来亚的认同。具体来说，华人不仅仅开展抗日救国(中国)运动，马来亚共产党还举起了抗英反帝的旗帜，并在30年代初就已提出在马来亚推翻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大的马来亚华侨在支援中国抗战的同时，又积极投身居住地的抗日运动，马共还建立了马抗。而马来亚印度人的民族主义要求则更多体现在印度劳工希望殖民统治者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待遇，以摆脱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在整个日据时期，马来亚印度人主要投身争取祖国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只有很少部分人反抗侵占马来亚的日本人。总之，在二战时期马来亚争取独立自由的历史上，华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印度人的影响则非常微弱。

　　另外，与印度人相比，二战期间华人的政治活动还更多受到中国政府和政党的影响。比如，“南侨总会”是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及南洋各使领馆的协助下成立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非常时期海外各地救国团体暂行办法》，中央海外部也颁布《指导海外侨民组织团体办法》，加强对海外侨团的管理；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和委员们亲赴南洋各地，对侨胞组织救国团体进行指导。而印度由于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属印度政府对马来亚印度人的政治影响较为微弱，很少或者不可能对其反对甚至反抗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的政治活动给以帮助、支持乃至指导。印度国大党的主要精力在于努力争取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不但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为支援欧洲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马来亚华侨积极开展募捐活动。仅在德国大轰炸伦敦期间，华侨汇给伦敦人民的捐款即达37.5万英镑。[51]1941年9月初，马来亚多个地方的华侨还发动大规模援英宣传周，开展售花、义卖和“一杯茶”运动，喊出“援英即援华”的口号[52]，将抗日救国运动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紧密地联结起来。而马来亚印度人的独立运动在日本占领者的扶持下兴起，并被其控制和利用。马来亚印度人希望借助对日本侵略者的利用，与其合作，得到其支持，以赢得祖国的独立解放。印度人是与法西斯站在一起的。

　　二战时期，马来亚华人与印度人的政治活动呈现更多差异性的原因很多，比如，英国人和日本人“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两大族群之间的隔阂，华人社会与印度人社会之间本来就存在很多巨大的差别，两大族群祖籍国中国和印度当时的政治生态也迥然不同。总体上，由于两大族群在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职业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使华人与印度人之间交往、联系较少，华人社会与印度人社会之间的隔阂要远远多于互相了解。这种状况也会加大华人与印度人政治活动的差异性。

　　注释：

　　①鲍斯的死因有不同说法。而关于鲍斯的死及印度人的看法，Joyce Chapman Lebra在著作中有很详尽的描述。参见Joyce Chapman Lebra, The Indian National Army and Jap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p. 196-119。

　　参考文献：

　　[1]《大马人口2 830万，土著67.4%，华人640万，占24.6%》，《星洲日报》2011年7月30日，第1、3版。

　　[2]《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户口普查资料》，转引自维克多•巴素著：《东南亚之华侨》，郭湘章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74年，第373页。

　　[3][6]许云樵等：《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第74、15-19页。

　　[4]傅无闷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社1939年，辰部，第166-167页。

　　[5]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怡和轩1946年，第313页。

　　[7]杨建成：《华侨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第228-229页。

　　[8][9][52]林之春：《南洋华侨青年运动的主流》，蔡仁龙、郭梁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1987年，第197-200页。

　　[10]《华侨回国参加实际工作》，见蔡仁龙，郭梁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第382-383页。

　　[11][12][13]C. F. Yong and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 26, 231.

　　[14]J. H. Brimmell, 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95.

　　[15][17]《南岛之春》，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社，1946年，第10、19-20页。

　　[16]原不二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马来亚共产党》，乔云译，《南洋资料译丛》2005年第4期，第56-70页。

　　[18]原不二夫：《马来亚华侨与中国》，刘晓民译，泰国曼谷大通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19]李屏周：《一年来华侨救国团体活动情形》，《现代华侨》第2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

　　[20]K. S. 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195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ss, 1969, p. 313.

　　[21]The Hindu, 2 June 1941. See Michael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the Indian Case,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0, p. 64.

　　[22]Selangor Estate Strike File,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Sir Shenton Thomas to Secretary of State, 28 August 1941. See Michael Stenson, ibid, p. 67.

　　[23][42][46]Michael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the Indian Case, pp. 88, 97, 100.

　　[24](马)何启良等：《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1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第94页。

　　[25]《新加坡八大工团联合宣言》，《新华日报》1941年12月30日。

　　[26]原不二夫：《日本占领下的马来亚共产党》，乔云译，《南洋资料译丛》2006年第1期，第26-47页。

　　[27]罗武：《马来亚的反抗》，香港：海泉出版社，1982年，第17-18页。

　　[28]马林：《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各独立队的战斗历程》，《广东文史资料》第5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29]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位同志会总会：《马来亚人民军战记》，载南侨筹赈总会编纂委员会编：《大战与南侨》，隆雪中华大会堂，2007年，第27-31页。

　　[30]南侨筹赈总会编纂委员会编：《大战与南侨》，隆雪中华大会堂，2007年，第27-31页。

　　[31]海上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新加坡：华侨出版社，1945年，第20页。

　　[32][36]张奕善：《二次大战期间中国特遣队在马来亚的敌后活动》，《东南亚史研究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第371-460页。

　　[33]庄惠泉：《我与林谋盛在重庆与印度》，许云樵等：《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第682-685页。

　　[34]谭显炎：《林谋盛区长殉难前后》，许云樵等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第656-657页。

　　[35]Cheah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3, p. 73.

　　[37]Joyce Chapman Lebra, The Indian National Army and Japan,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8, p. 67.

　　[38]George Netto, Indians in Malaya: Historical Facts and Figures, Published in 1961, p. 62.

　　[39]G. P. Ramachandran, The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Malaya, 1942-1945, M. A. the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1970, pp. 96, 246.

　　[40]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历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纪要》，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722页。

　　[41]姚楠：《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108页。

　　[43]王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词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44]Muzafar Desmond Tate, The Malaysian Indians: History, Problems and Future,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p. 68.

　　[45]Note by Military Intelligence, 20 July 1945, TP, V., p. 1284，转引自谌焕义：《英国工党与印巴分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47]Andrew. C. Willford, Cage of Freedom: Tamil Identity and Ethnic Fetish in Malaysi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7, p. 23.

　　[48][49]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巴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291、293页。

　　[50]Cf. Muzafar Desmond Tate, op. cit, pp. 63-70.

　　[51]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04.

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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