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如今已经有20年了，弥合东西欧历史学的裂隙至为重要。一些转折点曾对想象和记忆历史的方法产生了影响，但历史分期和历史学的分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历史语境塑造了历史学的方向。社会科学有足够多样的方法和提问来制造范式观念，其假定学术领域内的共识是不可操作的。历史学的重新定向与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批判有很大关联。1990年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此前大量缺乏的相对跨民族的内容已经引入了。大多数这类历史著作仍旧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只有最近才有历史学的全球方法。

　　关 键 词：近代欧洲史 史学史分期 西方文化批判

　　作者简介：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美国历史学家，原系德裔，国际上公认的思想史和国际比较史学权威，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张文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冷战结束如今已经有二十年了，弥合东西欧历史学的裂隙仍旧至为重要。苏联统治时期，所有东欧国家内，除教条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占据官方历史学说地位外，很多历史著作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常常体现出沙文主义的偏见。种族的考虑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考虑。因而当西方历史著作从以民族为中心转向以跨民族的道路为中心时，在许多共产主义统治的东欧地区，历史学依然相对脱离于西方史学的新方向。①不过所谓的东欧集团绝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波兰，早在二战前就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史学派，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接触密切，这个学派在1956年第一次政治松动期得到复兴，波兰的历史学家们对巴黎比对莫斯科更亲近。匈牙利某种程度也是如此，②他们与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建立了密切关系，罗马尼亚则要有限一些。即便在苏联内部，中世纪研究领域内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我是指阿隆·古列维奇(Aaron Gurevich)1971年所写的经典著作《中世纪的文化类型》，③随后的1972年，他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论欧洲文化中个人主义兴起的文章。④他不仅仅吸收了西方讨论的成果，也对讨论做出了贡献。在民主德国(GDR)，20世纪80年代松动期的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声音。⑤我对东欧冷战结束以来的发展了解不多，希望在讨论中能得到批评和指正。某种意义上，所有东欧国家都有与共产主义断裂的一面，但也有连续性的一面。索非亚大学的伊凡·艾伦科夫(Ivan Elenkov)与丹妮娅·科列娃(Daniela Koleva)已经讨论过这个，重点是关于保加利亚，特别是保加利亚史在共产主义时期与结束之后的连续性。有两种类型的连续性，其一是民族主义，带有矛头直指其他民族的攻击性，这种思潮既早于共产主义，也比共产主义活得更长。与此同时，社会史与经济史传统，特别是在波兰，也早于共产主义出现，在共产主义之后仍然存在。保加利亚现在可以很方便地获得1989年以来的主要西方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对那儿的历史写作影响不大。这种孤立在希腊和土耳其也有，只是程度稍轻，他们与西方尤其是与法国学者有接触。⑥在东欧学者的参与和帮助下，我们应当讨论孤立已经克服到何种程度。当然即使西方比东方好些，但正如我们接下来会看到的那样，也不是以同一个论调说话。西方比东方更加致力于超越国界，建立国际联络，不过那儿也有着太多的历史著作仍旧着眼于民族。

　　回到历史分期问题上来，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不存在清晰的一刀切的分期，它们互相重叠。二战结束后，分析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但历史学老式的以叙述为主和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很活跃，特别是在西德，当然也不限于那儿。当社会科学模式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方法的攻击时，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决没有死亡。我们试图进行分期，即使这种做法只能是近似的。历史与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但不是直接的联系。必须要从历史研究与写作置身其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知识语境中来看这个问题。历史学的分期与历史分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合。这样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视作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未必是历史学的转折点；战争与其后果只是程度有限地影响了历史研究。战前受到训练的历史学家们统治了战后历史学职业很长一段时间。苏联是个例外，那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清洗。德国1914年前受到训练的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有严格的民族主义、反民主的立场，未因政治事件而动摇，直到一战结束甚至许多情况下是二战结束、直到60年代退休后，才被批判的新一代所取代。⑦即使共产主义失败之后，俄国和前苏联卫星国的那些历史家学们，他们多半保住了职位，略作调整后继续坚持老方向。只有东德在两德统一后才有广泛的人事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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